郭沫若译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封面

主要写于1923年的《前茅》(1928年出版)、写于1928年初的《恢复》(1928年出版)，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两部诗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政治抒情诗，标志着其诗歌创作题材、内容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     《前茅》，取材于现实生活，对社会黑暗的批判，表达愤懑之情，由对自然的歌颂转向对工农大众的歌颂，所以取名"前茅"--革命时代的前茅（《序诗》）     思想内容：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进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和与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旧的情感、追求的决裂，"别了，虚无的幻美"、"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我如今要一笔勾销"，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上海的早晨》、《励失业的友人》、《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诗中出现了"镰刀"、"戈铤"、"炬火"、"金钲"等形象(《孤军行》)，热情呼唤着："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大革命哟，快起!起!起!"。

   《恢复》，1928年出版，写于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日子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尝试。
    思想内容：《恢复》时期诗人面对着"如火如荼"的白色"恐怖"却没有任何悲观、苦闷与彷徨，有的只是不屈的战斗精神："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如火如荼的恐怖》)，昂扬的乐观主义："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战取》)，这一切全建筑于对工农力量的确信，对于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工农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艺术特点：《前茅》、《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
    1、这些诗歌咏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具有一种"犹如鞋鞑的鼙鼓声浪喧天"的"狂暴"的力的美；
    2、这些诗歌也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幼稚病，这主要是把诗歌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以及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标语、口号化的倾向。

    郭沫若艺术观的转变：艺术水平的下降与诗人艺术观的片面性有着密切关系。郭沫若强调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的同时，提出文艺必须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器"，以后又进一步宣称"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郭沫若还把创作方法、艺术手法与政治倾向联系起来，宣布唯有现实主义才是"革命"的，"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并将创作中的"灵感"、"主观"、"自我表现"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认为"纯粹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