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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要巩固和发展其成果还必须与各种复古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并发生着分化。新文学只有反对外部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和反对内部矛盾斗争，才能站稳脚跟。
一、对"国粹"派林纾的斗争（1917年-1919年）
林纾先生像
及其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
林纾 （1852-1924），晚清翻译大家，在晚清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所起的作用最大。他以桐城派古文大家的身分和文风翻译外国小说，扩大了外国小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日中的地位。"林译168种小说"对输入外国文艺思想影响巨大。其中包括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英国司各特的《艾凡赫》、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世界名著。他的初译《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影响最大。林纾的翻译多是意译，他不懂外文，靠人讲述后自己用中文重述。输入了西方文艺思潮，功不可没。
早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不久，林纾便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的文章，盲目地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对 |
此，胡适写给《新青年》的公开信中作了有力的反驳。他在指出"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1919年初，趁政治形势日趋严峻之机，保守派便对文学革命以至整个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疯狂的反攻。林纾也重新披挂上马，发表了致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书》，《论古文白话之消长》，攻击当时主要由北大教师编辑的《新青年》是"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立即写了一封题为《答林君琴南函》的公开信，据理反驳了林纾的责难，并且声明了自己的治校原则："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1919年2、3月间，林纾又在《新申报》上连续发表题名《荆生》和《妖梦》的两篇文言小说，以影射手法攻击新文化运动。小说表现了失去世袭领地的顽固守旧分子，同新文化运动誓不两立的立场和想借暴力来扼杀、摧毁新文化运动的企图。小说理屈词穷地攻击新文学领袖。影射和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侠客和神魔出来痛打或吞噬他们。这一切充分暴露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派人物希图用武力解决思想斗争问题的虚弱本质和阴暗心理。对此，新文学阵营也都给予了揭露和批判。林纾便成为"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悲剧。
二、与封建复古主义"学衡派"的斗争（1922年）
"学衡派"代表人物是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他们都曾留学欧美，学贯中西，是西装革履的复古派。1922年1月，他们创办了《学衡》月刊，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说西学便未必适合于中国，反对急剧的社会变革。胡先骕《评〈尝试集〉》，企图以全盘否定开了白话诗先河的胡适的《尝试集》来打击整个新文学运动。吴宓在《沦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将对西方进步思潮的引进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则谩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诡辩者"、"模仿者"和"政客"。
新文学阵营及时进行了揭露和打击。鲁迅首先写了《估<学衡》》一文，着重揭露其"学贯中西"的假面。文章在列举了《学衡》杂志上许多文句不通的事例之后写道：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了"衡"了-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这无疑是对爱摆大架子的"学衡派"致命的一击。接着，郑振铎、茅盾、沈泽民等人也都撰文抨击《学衡》的复古主义论调。很快，这一穿着西装的复古派便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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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先生像 |
评价：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先驱相信启蒙理性可以导致社会变革，学衡派更相信道德伦理对中国的凝聚作用。他们留学欧美，亲眼看到欧洲过分崇尚"科学"、"理性"所导致的一战后科技理性的破产，因而深受美哲学家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东方文化的超然性能救治西方人精神上的危机）所以他们主张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某些偏激的弊病不无中肯的批评。但保守主义的立场使他们相信学术进步只能依赖少数精英，反对平民文学、反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学衡派"代表文化重构中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选择。近年来学术界又开始重新研究，对其作出了较中肯的评价。（代表河南大学，沈卫威） 三、与"甲寅派"的斗争（1925年）
东京出版的
《甲寅》月刊 的木铎老虎封面 |
"甲寅派"因创办《甲寅》周刊而得名。《甲寅》周刊本为月刊，1914年（农历甲寅年）5月创刊于东京，两年后出至第10期停刊。当时该刊有进步倾向，但其主编章士钊后来思想日趋保守和反动，1924年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翌年4月又兼任教育总长。1925年7月，他以周刊形式复刊《甲寅》。
章士钊先是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上重登了他在1923年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该文极力否认文化有新旧优劣之别，企图以此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存在依据和历史意义。接着，又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一文，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甲寅派"进行文化复古活动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与军阀政权联系密切。章士钊利用军阀政府给他的职权，强令小学以上学校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这使这次复古思潮较之以往显得来势更为凶猛。新文学阵营为了还击"甲寅派"的进攻，撰写了许多批驳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甲寅派"的荒谬论点进行了批驳，对其复古倒退的本质进行了揭露，进一步阐明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原因和依据。 |
鲁迅也发表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再来一次》等杂文。胡适《老章又反了》，郁达夫《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予以反击。
在新文学阵营的强大火力打击下，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甲寅派"的进攻也很快宣告失败。这可以说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自此，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脚跟站得更稳了，虽然后来还有复古的沉渣泛起，但再也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四、对"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的批判
|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这一文学流派产生于清末，风行于民初，五四文学革命前夕可以说是它的极盛时期。它以《小说月报》(11卷以前)，《礼拜六》等期刊为中心，以消闲为目的，宣传才子佳人思想，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如鲁迅所说，他们所写内容往往是"新的才子十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所以人们称它为"鸳鸯蝴蝶派"，又由于这一派最老的刊物叫《礼拜六》，故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这种文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产物，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混血儿，内容庸俗猥劣，趣味低下，宣扬颓废腐朽情调，具有很大的腐蚀麻醉作用，在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五四文学革命主要锋芒是反对正统的封建文学，同时针对这类文学进行过批判，使它受到一定打击。五四高潮-过，鸳鸯蝴蝶派复又抬头。一度停刊的《礼拜六》于一九二一年复刊，又有如《半月》(1921)、《红杂志》(1922)、《快活》 |
专门发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阵地：
1921年革新前的《小说月报》和刊物《礼拜六》 |
(1923)等专登这类作品的刊物纷纷出现，并进行一些乔装打扮，企图鱼目混珠，同新文学争夺读者。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坚决的持久的斗争。从根本上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消闲的文艺观。，它在成立宣言中提出的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意见，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发的。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指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技术上只知道"记帐式"的叙述法和"主观的向壁虚构"。他们还尖锐指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仅是他们自己"卖文赚钱"的"商品"，而且还是贻害人民的"毒品"，甚至还想把毒品伪装成补品以毒害人民，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切实戳穿。茅盾接办《小说月报》，从十二卷一期开始，把这块鸳鸯蝴蝶派经营十一年之久的阵地变为新文学的阵地，这是
对它的一个严重打击。
评价： 进步文学界的批判揭露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派别，它一直在小市民阶层中有它的市场，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实质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出版印刷、读者、职业作家高度发达的产物，文学的现代化需要雅文学也需要俗文学，雅文学的俗化和俗文学的雅化，超越雅俗--雅俗的融合与转化（张爱玲小说），也应是文学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到新中国成立，由于失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鸳鸯蝴蝶派才结束了它的生命。从组成成员看。这一派也和其它文学社团一样，并不完全划一，有的甚至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写出过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张恨水《啼笑姻缘》、《八十一梦》）或翻译介绍欧洲优秀作品。而且在斗争中也不断分化，特别是在抗战以后，固然有人坚持落后立场，甚至走向反动，但多数人走向进步，为祖国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对"黑幕小说"的批判： 晚清"维新变法"失败后，出现了揭露政治黑暗的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给予高度评价。但民国后各政党为争夺权力，党同伐异，政治更加腐败，出现了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新文学阵营对此展开了批判，周作人《论黑幕》剖析了这种小说出现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封建复辟思想同气相求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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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