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文化阵营的分化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

"五四"时期的胡适与李大钊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曾创办主旨在评论时政的《每周评论》，对"五四"政治运动产生过较大的指导和鼓动作用。1919年6月，陈独秀《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因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而被捕，胡适接编了《每周评论》，取消了该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该文中提出，应多研究具体问题，少谈"好听"的主义，还说要对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乃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这实际上反映了胡适流美期间受到其老师杜威"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一切事物没有根本的解决，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纠正错误，不断向前发展。文章只是表达其哲学思想，并不是对李大钊等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直接非难。

    文章刊出后，李大钊立即著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后来，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继续宣传其思想；李大钊则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不断批判胡适。

    性质：这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学阵营内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温和、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冲突的开始。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不久即导致组织上的分化。
    1920年初，陈独秀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于同年9月第8卷第1号起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0     年底至1921年初，《新青年》同人因在编辑指导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遂告分裂。
    1922年，胡适另外创办《努力》周报，继续宣传其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与《新青年》彻底分道扬镳了。


二、对"整理国故论"的批判（1923年-1925年）

"整理国故"的口号最早是由新潮社的某些成员针对保守派文人的"保存国粹"论而提出的。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6个字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整理和鉴别，才能区别"国故"中的"国粹"和"国渣"，才有利于批判"国渣"和继承"国粹"。他自己就曾在整理文学遗产方面下过相当的功夫，先后发表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1923年以后，胡适竟大张旗鼓地提倡起"整理国故"来。1924年，他还为青年学生开列了一份将近200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在当时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军阀政府极端恐惧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参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胡适的这种作法实际上起到了有利于文化复古思潮和军阀独裁统治的不良作用。

胡适与鲁迅像

    胡适对青年学生的错误导向很快就引起进步思想界和新文学阵营的关注。成仿吾的《国学运动的我见》、郭沫若的《整理国故的评价》、沈雁冰的《进一步退两步》等文，都批评了胡适的错误，指出了"整理国故"口号的消极作用。
    鲁迅当时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他却能从民族进步的大局出发，坚决反对引导青年学生去钻故纸堆。他的著名的《青年必读书》一文，就是针对由胡适等人造成的读古书的风气而发的。他诚恳地告诫青年学生："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三、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1924年)

《现代评论》刊头及增刊封面

1924年底，在胡适的支持下，陈源、徐志摩、王世杰等人创办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发表新文学作品的园地。但在发生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时，《现代评论》"闲话"栏的主要撰稿人陈源却站在校长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一边，污蔑进步学生，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在这些问题上，鲁迅与之作了持久而又激烈的斗争。写了大量文笔犀利的杂文，剥下了陈源貌似公允平和的假面具。这些杂文后来大都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

    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阵营中的不少重要成员如郭沫若、鲁迅等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们成为左翼文学阵营的骨干力量。另有一些人则逐渐走上了消极退隐的道路，如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就是如此。这也说明，"五四"后的新文学阵营在不断发生着斗争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