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是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者，而且还是革命文学创作的力行者。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显示了革命文学最初阶段的实绩，先后创作出版了新诗集《新梦》(1925)、《哀中国》(1927)、自传体长诗《哭诉》(1928)、《乡情集》(1930)等，在诗集《新梦》自序中表达了"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的愿望。自1925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6)、《野祭》(1927)、《短裤党》(1927)、《菊芬》(1928)，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长篇小说《最后的微笑》(1928)、《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田野的风》(初名《咆哮了的土地》)(1932)等。此外还有与爱人宋若瑜的通信集《纪念碑》、旅日日记《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显示自己艺术个性的革命作家，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绩和缺陷都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
    1925年完成的《少年漂泊者》是蒋光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农村佃户少年汪中的漂泊史，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与斗争，并且通过对汪中由个人复仇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最后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曲折经历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读者从中不难领略到作者自命"天涯的漂泊者"的切身感受。小说借主人公汪中写给进步文学家维嘉先生的一封长信，在自叙生平的同时对黑暗的社会作了不留情面的剥露。小说从汪中16岁时父母惨遭田东逼死写起，顺着这个漂泊少年蹒跚的脚步，从农村到城市，自中部至南方；展现了一幅幅农民天旱失收、卖子典妻、流离失所的农村破败图。这部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反映了20年代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作品倾尽全力讴歌了学生、工人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统治的斗争，对于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更作了正面的描绘，     作品正是借一页漂泊者的心史，使人认识了一个可诅咒的时代。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和书信体的写法，对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活动有着较为充分的展示。尽管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某些不够健康的思想情调，在表现主人公走向革命的过程中过于强调个人的复仇意识和爱情悲剧的力量，但它试图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回答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广大青年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小说从1926年问世到1933年，先后出了15版，可见其影响之大。胡耀邦曾说他是在看了这部小说后参加革命的。作者自称这是一部在"花呀、月呀、爱呀、美呀"声中发出的"粗暴的叫喊"，它显示了作者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初期，力求表现新的题材、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的自觉探索。
    1926年，蒋光慈连续创作了九篇短篇小说，除《疯儿》外，其余八篇都收入了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这个集子中的作品从不同侧面描写了被压迫民族的不平，表达了深厚的阶级同情和鲜明的革命倾向，其中描写朝鲜革命青年李孟汉和金云姑恋爱生活的《鸭绿江上》和以自传笔法描写作者婚姻生活及与亲人之间骨肉之爱的《弟兄夜话》更有特色和影响。但这些作品"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调还较为浓厚。
    在蒋光慈的早期革命文学创作中，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完成于1927年4月初的中篇小说《短裤党》，这是一篇报告文学式的小说，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反映了刚刚发生的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作者，在前言《写在本书的前面》中说，他立意要让它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因而人物多采自实生活，如杨直夫暗射瞿秋白；史兆炎暗射赵世炎，江洁史暗射蒋介石，沈船舫暗指孙传芳等，短裤党则指的共产党。小说塑造了大公无私、坚定沉着的革命者杨直夫、史兆炎等人的形象；以及勇敢、朴直的工人李金贵、邢翠英等的形象，描写了起义前夕上海的动荡和工人革命情绪的高涨，起义中工人的英勇斗争和军阀的疯狂弹压，以及起义胜利后人们狂欢庆祝的盛景，构成了一幅风云激荡的起义图……这样直接表现重大的社会事件，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作品多以革命理想的渲染和充满热情的叙述来代替精细的艺术描写，致使人物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而流于概念化；作品的情节也带有"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倾向，在某些人物身上还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近于灰色的恋爱情调。因此，作品出版之后不久即引起了文坛上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即使如此，《短裤党》仍然是一部最早正面表现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并以热情笔触塑造共产党人和先进工人崇高形象的作品。
    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氛围中，蒋光慈一度产生了悲观情绪，对革命前景的悲观和对工农力量估计不足的低沉情绪，以及思想深处的苦闷和矛盾，在他1927年至1929年间所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中反映出来。表现在作品中，便是光明为黑暗所扼杀，色彩暗淡，调子低沉，有的则鼓吹以暗杀作为报复的手段。《野祭》既对反动军阀的暴行进行了控诉，祭奠了那些被害的革命者，也反映了主人公以及作者在革命关头的思想苦闷；     《菊芬》(原名《汉江潮》)的主人公则在斗争失败后选择暗杀作为抗争的手段，充分表现了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寻求解脱的绝望心理；《最后的微笑》(原名《罪人》)所表现的仍然是一种自发的激愤情绪，主人公虽然向敌人复了仇，但也只能以自杀来结束斗争。这些作品大体都反映了一种消极反抗的个人主义情调，主人公意志消沉，悲观绝望，虽有对敌人的憎恨，但找不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并且在情节结构上加重了作者早期小说中的那种"革命加恋爱"倾向。
    《丽莎的哀怨》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和艺术上的探索尝试。是一部当时有争议的作品，它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写了流亡上海的旧俄贵族妇女丽莎决意自杀前夕对自己身世的回忆。丽莎出身贵族，父为沙皇将军；她本人嫁给军官白根，过着享乐的生活。革命爆发后夫妇逃亡到上海，白根变成一只懒猪，丽莎不得不卖淫为生，为此度过了10年。一朵温室里的"娇艳的白花"沦落至此，使丽莎哀怨异常，兼之又得了深度性病，于是决意自杀。作者原来的意图是想通过丽莎命运的变化来表现旧俄贵族及其帝国的必然没落，为一个社会唱出葬歌。但对丽莎这一人物作品有着较多的同情，似乎她的堕落和一切不幸都只是她隶属那个阶级的过错；阶级是可憎的，而丽莎是单纯和无辜的，她是革命风暴下的牺牲品。这种倾向在作品后半部丽莎给她姐姐薇娜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方面引导读者去认识丽莎那个阶级的腐朽性质，另一方面又导向对于丽莎的哀怨的同情和怜惜，使作品有着一种没落的悲哀调子。由于角度上的这一偏差，使这篇小说受到当时进步文学界的批评。实际上，这是作者艺术上的一种探索，力图摆脱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政治口号、标语化程式的一种努力，试图在革命中展现人性，思索阶级的暴力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但这种可贵的艺术探索却受到批判，作者不得不中断了探索，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29年写成于日本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开始有意识地纠正自己创作上的消沉倾向。它描写自称"恨世女郎"的知识女性王曼英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盲目地从事个人反抗，主观上想，"破毁这世界"客观上却走上一条自我戕害的歧途；后来在革命者李尚志的劝导下醒悟过来，重新投身于革命洪流。作品不仅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而且写出了其中进步的知识青年是如何坚定地寻求革命道路的。王曼英作为大革命失败后重觅道路的"时代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对于光明前路的艰苦探索。
   《田野的风》(最初在《拓荒者》上发表时题为《咆哮了的土地》，后遭禁止，直到1932年作者逝世后才易名出版)是蒋光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者小说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已趋于成熟。小说以大革命前后湖南农村中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为背景，反映了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在大革命风潮兴起之际，共产党员、矿工张进德和背叛了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相继回到故乡，他们把新思想带给农民，并在农村撒下反抗的火种。饱经苦难的农民纷纷觉醒，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展开，土地终于咆哮了。但"马日事变"后形势逆转，反动封建势力疯狂反扑，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张进德等人的带领下，英勇反抗，冲出包围，最后奔向革命队伍的聚集地"金刚山"。小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预示着革命风暴之后的胜利前景。这种对于新事物的及时反映与热烈讴歌，示了蒋光慈文学创作时代性与思想性方面的鲜明特征。《田野的风》是首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热情地表现农民的觉醒，再现农民运动风云变幻的作品；张进德是现代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农民运动中党的基层领导者的形象，他的斗争经历体现了工农革命的壮大和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作用；李杰作为从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其脱离旧家庭前后的内心矛盾和思想变化被刻画得相当感人。《田野的风》不仅以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出了贡献，而且克服了作者以往创作中较为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克服了那种一览无余的直白式的主观宣泄和艺术描写上的粗率作风，显示了思想上的坚实和艺术上的精细。小说还纠正了作者以往作品中某些人物脸谱化和情节公式化的倾向，注重了人物的情感层次，作品的生活气息也有所加强。作品还采用了一些方言和民歌，使人感到质朴亲切而富有农村生活情趣。尽管作者还缺乏更为厚实的生活基础，作品还多少带有某些编造的痕迹，但毕竟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长足进步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初期成就。
    革命文学创作初期的作家多为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等倡导革命文学的社团的成员，其创作特点与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颇为相近，普遍存在革命热情高昂，艺术描写比较粗浅，主观臆想浓重，生活实感较为薄弱等缺陷。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在表现劳动人民的痛苦、描写革命者的战斗生涯、揭示革命斗争风云等方面，还是有特色、有贡献的。其中，个人风格较为鲜明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有华汉和洪灵菲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