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上运行的，因此，它们在世界文化的渗透、转化、创造中形成丰富繁杂的态势；但就其主潮来说，左翼文艺理论呈现出勃勃生机。左翼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原因，自然与革命的探人有关；而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看，则与左翼国际文化思潮的影响相联系。“红色的30年代”，是当时世界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强大潮流。1929午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第三国际的影响，冲击和推动着左翼文化的发展。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建树经过二三十年代的论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日本在1928年3月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总联合会”之后，又成立了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 (纳普)，出版了机关刊物《战旗》。在欧美，左翼文艺思潮也有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左翼文学，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上层开的。
    在我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经过“五四”和“五卅”运动，到了20年代末，相当数量的作家有意识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以此作为观察生活、解释文艺现象的武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任务之一便是组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
    译介是传播的中介。30年代，各种形态的左翼文艺理论被译介进来。以日文的译介出版物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23，高劳译)，升曙梦的《新俄文艺的曙光期》(1926，画室译)，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1930，之本译)，藏原惟人、外村辑的《文艺政策》(1930，鲁迅译)等等。至于报刊刊载的译文，更难以数计。
    不过，经过历史的筛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著作终于得到重视并成为左翼文艺理论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译介和传播，对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建树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左翼文艺理论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理论家和批评家，其中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冯雪峰、胡风、阿英(钱杏邨)等，都显示出各自的风格，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鲁迅是带着经久的人生体验和深邃的哲理目光走上文坛的，他以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面对中外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博采众长，建立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理论体系。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眼光极为宽广，据统计，鲁迅一生共翻译介绍了14个国家、近10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印行过33个单行本，译述的总文字量超过250万字。
    迅速捕捉文艺现状，给以前瞻性的深刻论证，是鲁迅文论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是颇能代表鲁迅批评精神的力作之一，这是1935年鲁迅应邀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 系》(1917—1926)所撰写的导言。1935年鲁迅撰写该文时，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刚刚成为历史。鲁迅以卓越的历史眼光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科学的价值衡定中体现出宏阔的艺术视野和凝重的批评风格，因而成为文学史家经常参照的批评文献和效法的典范。
    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也是卓越的批评家和翻译家。瞿秋白十分重视政治倾向与艺术的统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子夜〉和国货年》、《读子夜》、《画狗罢》、《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是瞿秋白文艺批评的名篇。敏锐的历史眼光、强烈的时代感、深厚的社会内容和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这是瞿秋白文艺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方面，他与鲁迅是很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