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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创造社重要刊物
《文化批判》创刊号 |
3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状态，形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两大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局面，并发生过多次文艺论争，最主要的论争有以下几次： |
一、 迎战新月派的斗争(1928-1930)
这场论争从1928年开始，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主要发生在左翼作家和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可以说，这是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了的，争夺文艺阵地和领导权的斗争。
1928年3月，《新月》在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是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维护"独立的原则""健康的原则""尊严的原则"，先后打出了"人性""天才"、"性灵文学"三面旗帜，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抹杀了左翼文学家所看重的文学的社会阶级基础，并由此引起了左翼文坛的反击。
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足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从而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他的"天才论"典型地显现着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及其文艺思想的绅士化特点，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贵族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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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像 |
针对这些论调，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讽刺的十分尖刻。其实，梁实秋讲人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是针对当时已在主导文坛空气的阶级论而言的，鲁迅本人其实也并不赞同把文学阶级功利性绝对化为文学唯一特征的左的倾向，在批判梁实秋的同时他就指出过：阶级社会里的文学，必然带有阶级性，但是并非只有阶级性，从一开始就坚持了与左右两种倾向作斗争的立场，避免了，两种认识的偏颇。而从论争的实质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文学有没有的阶级性、人性，而在于梁实秋等人是以人性的普遍存在论来反对阶级论，从而否认了无产阶级文学能否能够成立的理论基础。
由于新月派对左翼文学理论所知甚浅，所以这些论争全部都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二、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1930年6月--1931年底）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左联还发动了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1930年6月1日，上海国民党一些党政军警部门的干部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是一群由国民党纠集的，由政客、军官、特务、流氓、反动文人组成的法西斯文学团体，直接为反革命文化围剿服务的。他们大力鼓吹"文艺的最高使命，就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矛头直指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明确表示：民族主义文艺的生存发展是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妄图用"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来抹杀和代替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用"民族主义文艺"来抵制和取代无产阶级文艺，由于自身的粗浅虚妄和孤立无援，再加上左翼的迅猛轰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很快就上崩瓦解了。
三、文艺自由论辩--与第三种人的思想交锋（1931--1933）
真正具有理论交锋色彩的是从1931年底持续到1933年的文艺自由论辩。
这场论辩的挑起人是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中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白由的，民主的，反对把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苏汶以第三种人的姿态出来声援胡秋原，认为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胡秋原和苏汶提出的这些观点本来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而言的，所说的也未尝就没有道理，特别是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拿到今天来看，更能看出其深厚的理论根基。但是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左翼"对外界的反应特别的敏感，并且客观上胡、苏的口号与主张阶级论的革命主潮确实互相抵触，因此就遭到了左联的群起而攻之，批判了他们的文艺自由论和第三种文学论。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辩，指出了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即：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年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作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新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
"文艺自由论辩"是左联时期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文艺论战，实事求是地说，胡秋原、苏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他们敏锐地触及到普罗文学中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下，论争是不可能局限在学术范围内冷静地深入下去的，因此双方都表现出了理论情绪的偏激化。通过这次论辩，左翼文坛系统整理了自己的理论，纠正了一些惟我独尊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进一步地深入了人心。
四、对林语堂、周作人性灵文学的批判（1932--1935）
林语堂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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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林语堂以《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为阵地，提倡自我表现的性灵文学。什么叫"性灵"呢?这里的"性"是指一个人之性，"灵"是指一个人的灵魂或精神。周作人和林语堂的主张是一致的。
其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对灵魂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 认为文艺应该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提倡小品文，重视明清小品，推崇闲适。
这些观点在主张战斗的左翼作家们看来自然是对社会责任的推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了。并由此，产生了意见的分歧，但是鲁迅对他们只是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 |
五、同京派作家的论辩（1935）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住或者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它的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其代表作家是沈从文、朱光潜，主要的理论主张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朱光潜提出和平静穆的美是诗的极境，美的最高境界，而鲁迅立即对此提出驳斥，指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热烈地提倡战斗的力的美。他在《白莽<孩儿塔>序》中称殷夫的诗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
，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炼，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此期，沈从文和茅盾还就作家把握文学的"艺术"与"时代"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论。
六、30年代文艺论争的特点
从以上几次论辩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论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集中在文学艺术发展的外部关系--诸如文艺与阶级的关系，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而文学艺术内部的关系问题、美学范畴问题，却没能得到全面的探讨。 |
朱光潜先生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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