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是在中外文艺思潮的交互影响和不断探索中发展的。在多向选择中，现实主义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五四”时期，从创作到理论大抵取法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但是，在30年代，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理论，介绍得却不多；而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和探讨，逐渐构成了热点。特别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从俄文或日文译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发表后，这些理论逐渐成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发展与深化现实主义构成了文艺发展的主潮。
    在30年代的现实主义探求中，周扬(1908—1989)对旧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观察，时时从世界左翼文艺发展的总趋势中寻取信息和营养，辨析两者的异同，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文学现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风格。他发表于1933年末的《关于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在苏联解散并清算了拉普派”的错误后较早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章，对于匡正左翼文学的“左”倾影响，指引文艺运动具有导向作用。
    冯雪峰(1903—1976)也是活跃于左翼文坛上的一位重要的批评家。他是早期著名的“湖畔诗人”之一，在30年代，又成了鲁迅的重要战友，他和鲁迅一起从事《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编译工作。他的文艺批评具有沉稳和务实的特点。如，《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冯雪峰则与瞿秋白的评价相近，认为《子夜》“一方面是普罗革命文学里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指出《子夜》是承传鲁迅传统的“里程碑”之一。
    作为文学理论家，胡风(1902—1985)的文学批评关注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层的矛盾。他的文学批评颇重视创作主体的研究，他把生活与艺术间的中介提到了应有的位置。循此演进，他把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 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内蕴。可见，他后来不断系统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生活”论，在3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