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四”发展到30年代的文学，无论是创作和批评，都呈现 出了一个走向成熟和丰富的过程。批评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的，作品的多样化，要求批评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有“京派”，文学批评亦大体如此。朱光潜(1897—1986)、李健吾(1906—1982)、梁宗岱(1903—1983)等，都是独具风格的批评家。
    李健吾这时的批评文章大都收在《咀华集》、《咀华二集》里。从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何其芳的《画梦录》等作品的批评文章看，李健吾似乎都不急于开门见山，而是在批评的内省中，寻取对象性的切入。他努力和作家成为相知，却又超越着作家和作品；他常常在相近或相反的比照间徜徉，从复杂中化出个别。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并不缺乏理性的力度，但他始终追求着一种审美感应的直观性。他在解读作品时，从来不以判断囿人，可以说远于裁判，而追求鉴赏。研究者曾注意到，在李健吾的审美直观中，有着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印迹；但是，在他的思维。演化中，无疑更渗透着传统的审美心理和直觉外推的领悟的批评方式。李健吾认为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在他的实践中自然不无其弱点，却又显示出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