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学时代的戏剧演出实践
    1923年，曹禺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既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他正式从事戏剧活动的一个重要前奏。入学不久就参加了该校的业余话剧团体一南开新剧团，从事了一些戏剧实践活动，先后主演过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莫里哀的《悭吝人》，丁西林的《压迫》等，这对曹禺敏锐的舞台感觉的增强，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接触了一些西方文学，为他的艺术思维打开了新的空间。

    （三）大学时代融会中西的戏剧研究
    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1930年离开南开，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年，又入该校研究院深造，专攻戏剧。研读了大量的戏剧文学作品，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戏剧大师的创作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修养，为他戏剧创作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仿佛是天生的戏剧家，除了他个人的天份之外，与其他人相比，还有以上所说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从小就有机会欣赏中国的传统戏曲、在号称中国话剧运动摇篮的南开中学获得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而且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时，又广泛接触了从莎士比亚、易卜生到契诃夫、奥尼尔的西方戏剧，不倦地探讨着戏剧艺术 。可以说，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诱惑，使曹禺和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源。

    （四）戏剧创作
    1933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曹禺就创作了他的处女作《雷雨》，该剧经1934年巴金推荐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之后，立即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35年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的问世，同样引起了轰动。
    这两部戏剧一举奠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仅标志着曹禺本人戏剧创作生涯的正式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创作在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1936年，曹禺应聘到南京国立剧专任教，同年，随剧专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1938年秋与宋之的合作完成了反映抗战生活的剧本《全民总动员》(又名《黑字二十八》)，1939年完成了又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剧本《蜕变》。
    1940年，其代表作《北京人》问世，标志着曹禺第二个创作高峰的来临。1942年夏，曹禺又成功地把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成多幕剧，使其登上了话剧舞台。
    抗战胜利后，他创作过多幕剧《桥》(1946年，未完成)和电影剧本《艳阳天》(1947)。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创作了《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年和梅阡等合作)《王昭君》等剧本。但由于曹禺思想的局限和个性的失落，其成就远远不如抗战胜利之前，这让晚年的曹禺感到了巨大的遗憾。
    此外，从30年代中期开始，曹禺还陆续改编过《财狂》《正在想》《镀金》，等外国戏剧作品，还发表过改译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曹禺一生的话剧创作数量并不多，但分量很重，正是他所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了成熟。
    曹禺善于把握人物命运中的戏剧性变化，在戏剧冲突中体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并且对话剧艺术有着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其创作幽深沉郁的主题意蕴、精巧神奇的戏剧冲突、现实世界和诗意的融合等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说不尽"的话题。
    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二、剧作创作分期

清华大学读书时期的曹禺

曹禺的戏剧创作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以《雷雨》1934、《日出》1935、《原野》1936为代表。是曹禺创作的"郁热期"，创作的都是一些"戏剧化的戏剧"，善于构织紧张剧烈而又充满情感的戏剧冲突。     曹禺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如《雷雨》写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家庭的悲剧，《日出》进一步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金钱化社会的罪恶，《原野》表现的是一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双重压迫的农民奋起复仇的故事。其生命和创作风格还处在"郁热期"，创作的都是一些"戏剧化的戏剧"，善于构织紧张剧烈而又充满情感的戏剧冲突。      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北京人》1940、《家》1942为代表。这一时期曹禺的剧作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实现了他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生命"的转变：不仅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和诗意的开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从而实现了"走向契诃夫"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