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野》
《原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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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开始创作，1937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三幕剧《原野》，是曹禺悲剧创作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1、创作背景：从曹禺整个戏剧创作的题材来看，《原野》的确是一片新天地，是曹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描写农村题材。写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一个在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下农民复仇者的悲剧。展现了复仇故事背后更为深刻的人性的矛盾冲突和心灵震颤，写出了封建家庭、封建统治者强权统治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和摧残。塑造了反抗压迫的原始生命强力--仇虎的形象，体现了曹禺憧憬原始生命强力的愿望和一贯的戏剧风格。
应该看到，《原野》的创作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30年代涌现的农村题材创作思潮的影响有关，曹禺当时的主观意向也的确是更愿意贴近社会现实生活，跟随时代主潮的，但是却和一般的跟随主潮不同。《原野》不仅仅描写了一个农民的复仇故事，它还写出了故事背后更为深刻的人性的矛盾冲突和心灵震颤，写出了封建家庭、封建统治者强权统治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和摧残。从这个意义上讲，《原野》也体现了曹禺剧作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追求。 |
2、故事情节： 农民仇虎向地主焦阎王及其一家的复仇，是《原野》的基本情节。仇虎被焦阎王迫害得家破人亡，自己也被投入大狱，八年后，仇虎从监狱中逃了出来，寻找焦阎王报仇。但是这时，作为罪魁祸首的焦阎王已经死去，仇虎往日的恋人花金子也已经嫁给了毫不知情的、仇虎童年时的好朋友、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焦母性格暴戾凶残、诡计多端，也是当年焦阎王残害仇虎一家的唯一知情人。她对儿子焦大星疯狂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疯狂的恨，并且也得到了花金子的同样疯狂的反击，在无休止的嫉妒、怨恨的感情折磨中，自身也发生了情感的毒化和性格的扭曲。她知道仇虎的来意，于是冲突就在仇虎和焦母两个人之间展开。本着"父债子还"的原则，仇虎勾搭上了花金子，并且打算杀掉焦家的后代，让焦母活受煎熬，让焦阎王断子绝孙。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他最后也的确达到了目的：焦大星死于他手，他又借焦母的手打死了无辜的小黑子，但是却陷入了内心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在这里，"仇杀故事"的路线发生了突然转变：不是仇虎追杀焦家人，而是焦母把仇虎追赶到了原始森林，并出现了精神幻觉。后来在官兵的追捕之下，自杀身亡，宁死也不愿再戴上镣铐。
3、人物形象
仇虎： 在仇虎的形象中，有一股原始的力，着反映出剧作家对社会抗争力量的一种憧憬。曹禺描写的仇虎是一个属于"原野"的人，那种反抗的意志和威力、炽烈的性爱和粗野的激情(爱和恨)都染有一层原始蒙昧的色彩。这在剧中是作为和封建主义精神统治重压下的腐朽空虚的精神面貌(如焦大星)相对立而出现的，它是被压迫者自发反抗黑暗势力的力量，是来自被压迫阶级底层的不可压制的生命力和抗争力，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社会、对人类以及个人的苦闷和追求。
剧本从内外两种冲突来塑造仇虎的形象：
{戏剧的外部冲突--仇虎为了复仇和焦母所展开的冲突，表现出了农民的反抗。
{人物的内心冲突--仇虎杀人前的矛盾，杀人后的恐惧、自责，深入一步表现出了悲剧的成因。
戏剧以仇虎从"地狱里"逃回来复仇为开端，"阎王，我回来了"一声高叫，把复仇的主题推向了顶点，但剧作家却出人意外地安排了焦阎王已经死去，只剩下了瞎了眼的焦母、性格懦弱的焦大星、和尚在摇篮中的小黑子，一下子就使仇虎的复仇失去了对象，连复仇的合理性都受到了挑战。这时就发生了戏剧重心的转移：从外部的复仇行为转向了由复仇引发的内心矛盾，从外在命运的挣扎转向了自身灵魂的挣扎。 |
《原野》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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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虎复仇杀人的现实对象是焦大星和小黑子，虽然他们是无辜的。仇虎之所以忍心下手，就在于他认为焦大星是焦阎王的儿子，这种"父债子还"、"父仇子报"、"断子绝孙"的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愚昧的，它不是农民反抗黑暗的有效手段，更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仇虎的奋起一击，没有触动黑暗统治势力本身，却使自己陷入了深刻的自责和痛苦之中，掉进了恐惧的心狱而不能自拔，没有办法摆脱内心深处的"有罪感"；而陷入了灵魂的分裂和挣扎中。
剧本的最后一幕，仇虎带着花金子逃入了一片漆黑的大森林，精神压力和痛苦达到了极点，他一边不停地奔跑，一边又拼命地为自己解脱。焦母叫魂的声音、庙里的鼓声，都使他神经错乱，愚昧迷信把他的心灵推进了幻觉引起的恐怖之中。曹禺描写舞台上焦家的陈设，右边是黑暗统治者焦阎王的画像，左边则是供奉菩萨的神龛，象征着愚昧和迷信，这也是仇虎恐惧心狱中的魔鬼，导致了他内心的悲剧性冲突。仇虎用"父债子还"的方式复仇，本身就是愚昧的，复仇后的精神错乱，更是由封建迷信所致。序幕中，他敲掉了焦阎王给他戴上的镣铐，却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精神上的镣铐，最后又回到了十天前挣脱的镣铐面前，事实上，肉体的、精神的镣铐他都没有挣脱，因为在当时黑暗的旧中国，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想反抗、但还没有找到出路。
《原野》以仇虎的悲剧命运，控诉了那个不公平的世道--"天"。仇虎看透了这个世道，也恨透了这个世道，虽然在他身上有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但却始终不能摆脱毁灭的命运。这里表现的不是虚无和神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喻示着人对命运的抗争也许是一股艰难和永恒的主题。
在描写仇虎形象的同时，剧本还成功地塑造了花金子和焦大星的形象。
花金子： 满怀狂热的青春激情、风流、泼野、对焦大星的懦弱既同情又厌恶，以女性的诱惑力吸引仇虎，又把这种肉体的欲望升华为精神的爱恋。这些都是和仇虎的原始激情互相呼应的，并且被表现得血肉丰满，富有魅力。
焦大星： 一个善良的懦弱无能的可怜虫，他的忧郁痛苦的灵魂是其父母的罪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的，直接源于焦阎王夫妇的封建淫威和刚愎意志。这个形象和《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属于同一个类型。
4、主题
歌剧《原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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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一种象征，既不受封建家庭制辖，也不是金钱化社会，就象剧本开头所提示的那样：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从《雷雨》、《日出》到《原野》，曹禺在抨击封建家庭和都市丑恶的同时，不断流露出对没有蒙受现代文明腐蚀的原始性的憧憬，在《雷雨》里已经显露峥嵘的"生命的蛮性"和"复仇"的命题，在《原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曹禺在谈到《原野》时，曾经强调：它是讲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的感情，是抒发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原野》中的爱和恨都是奇异的，也是痛苦的，如第一幕金子和仇虎调情的一场戏，情人间就象仇敌般互相折磨，又在丑的变形之中发现美的极致。
通过仇虎复仇之后时凉恐、矛盾和忏悔，曹禺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了这样的问题：仇恨不能仅仅靠仇恨来消除，被损害者报了仇恨，却又产生了新的惶惑不安，类似于基督教哲学。尽管最后作者肯定了复仇，但是这种矛盾和困惑却没有解决，因为发生在焦家的悲剧根源于人的感情欲望本身，几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 |
5、艺术特点
（1）《原野》中的人、事、景物都有一种诡秘的色彩。原野，具有象征意味，象征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2）人物形象从外在到内心的个性化和复杂化都在曹禺剧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明显增强了性格的奇异性色彩和心理矛盾冲突的剧烈程度。以仇虎、花金子、焦母这三个人物形象为代表，仇虎的性格和外貌都是奇异的，他"头发象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被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奇丑无比，再加上一颗被仇恨和残酷的环境挤压变形的复仇之心，就象一个魔鬼一样。而花金子"眉头藏着泼野，一对明亮的眼睛里蓄满着魅惑和强悍"，焦母"失去眸子的眼里，不知藏匿着些什么神秘的意思，，敏锐的耳朵四面八方地谛听着"，时常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3）采用了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曹禺剧作受到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影响，尤其是《原野》和奥尼尔的《琼斯皇》在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法的使用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如第三幕，仇虎在大森林中的逃跑以阴森神秘的夜森林为背景，配以焦母呼唤孙子的凄厉号叫，频频出现仇虎的各种幻觉场面，来表现仇虎激烈复杂的内心活动，使剧本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吸收了《琼斯皇》的表现主义艺术。表现主义认为，人的根本的真实在于他的心灵内部，在他的精神、情感、欲望、幻想、潜意识里。洪深1922年借鉴《琼斯皇》的手法创作、演出了《赵阎王》，没有获得观众理解。曹禺继洪深之后，再次探求艺术新路。尽管剧本在渲染仇虎恐惧心理时有时分寸，但曹禺却终于在现实主义中吸收了表现主义，成功地进行了一些艺术尝试。 |
根据曹禺《原野》
改编的川剧《金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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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艺术手法的沟通外，两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之谜的共同执著追求，则是更为内在的心灵感应。有人认为，《原野》超越写实的表现主义手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其实，现实主义本身就是需要多种手法来表现的。《原野》正是在这一方面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
1937年8月7日，《原野》由上海业余试验剧团首演于卡尔登大戏院，导演应云卫。《原野》问世后，褒贬毁誉不一。80年代，《原野》被搬上了银幕和舞台，获得了普遍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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