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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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美术史

（中国部分）

主讲教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起敏教授

第二讲古玉艺术

一、独特的玉石文化

中国有着独特的玉石文化，堪称美玉之国，在玉器的生产、使用及其内蕴的文化价值方面，世界上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在长达八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玉国春秋。

我国古代玉器作为石器的伴生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纪元前60世纪，距今已8千年之久。而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它以主要的角色登上社会生活的舞台。这时玉已经成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礼器乃至权力、财富等的象征。华夏古国自公元前35世纪到前20世纪，经历了长达1500年的辉煌的玉器时代，其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性格灵魂之中，难解难分。它比瓷器的出现早了几千年的时间，（不论从公元前1千余年的商代还是公元3世纪的晋代算起）如果世界习惯了称中国为“瓷国”CHINA，不如称中国为“玉之国”——JADE。因为不论从传统的悠久，文化的含量，以及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对民族艺术的影响，都是瓷所无法比拟的。

在石器时代，先民以石制的工具进行打猎、作战、田间劳作以及应付家务。在这些工具中，有些质地坚硬而细腻的美石，逐渐受到人们的珍视，它们的地位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被从普通工具中分离出来，以其稀有和罕见首先被用作饰物，以至经历了漫长的年代逐渐被崇高为庙堂礼器。玉石的自然美质对中国人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和玉之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它甚至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与齐物论的物证与根据。

中国早期的历史学家，如春秋时代的风胡子、汉代的袁康，便将中国文化分为“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等四个阶段——即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风胡子、袁康们的远见卓识不是依照什么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甚至在石器被金属器取代后，玉器仍作为日常用品与礼祭之用，历久不衰。且绵延至今不绝如屡，生生不息，这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古代是个玉的国度。因此，当代学者认定中国的确存在一个具有特殊人文价值的玉器时代，那是东方世界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中国古玉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典型的器物，每种器物，都有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古玉在汉代以前一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研究玉器实际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有着包罗万象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古玉，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乃至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过凝聚与催化的重要作用；那温润晶莹而又坚固不朽的质地，体现着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那精湛的工艺与优美的造型，既展示了先民的聪明才智，又寄托了无限的人文的艺术的情怀。因此，古代玉器不但是展示历史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文物证据，而且是具有隽永格调的艺术珍品。

我国玉器主要出现于长江下游，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三个不同地域。后来又有古蜀玉器的发现。年代虽略有先后，却无承袭关系，虽不乏交流与影响，但始终显示着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态势。因为其中有一条永恒的纽带联系着，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对玉石挚爱的文化心理，又共同赋予了玉器民族性格载体的认知价值，故其生命力才历久不衰，万古如斯。

红山文化中的玉器

－－玉兽形玦

－－玉龙

红山文化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它以长城、燕山为重心的涿鹿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作为繁衍地区，它所出土的典型玉器距今约在5800——4800年间。造型上不以博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可谓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辽河流域以动物形象为主的佩饰群，独树一帜，故其艺术品也最多，其种类有地上爬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幻想与想象中的，如玉云佩、玉龟、玉豕、玉鴞、玉鱼、玉蚕、玉鸟、玉马、猪龙、猪头饰等，均以简练的琢磨手法，对各种动物形象进行特殊的艺术概括，以神似和准确的对称感显现出艺术魅力，静态中充满活力。

玉龙，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多处发现，其中尤以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最为著名。这件玉龙高26厘米，体形蜷曲，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前角圆而起棱，眼眉细长上翘，若一双凤眼炯炯有神，颈脊长鬣向斜上方飘起，意态昂扬，龙背钻有对穿的小孔。由于这件玉龙吻长，又与红山文化常见的猪龙接近，故有人认为龙头由猪演变而来，并与原始农业、饲养业有关。红山“C”形玉龙，对后世影响甚大，堪称殷商玉龙之鼻祖。是迄今所见我国年代最早造型最美的一件玉龙，这种由猪与蛇组合抽象而成的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玉雕动物，它定然蕴涵着华夏龙凤文化的最初基因。龙身卷曲富有弹性动感，凝聚着力量；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的艺术处理，更能突出主体精神风貌。

此外，玉箍形器、勾云形器、玉勾刀、猪龙及各种几何形、动物形象玉饰——如那些展翅欲飞的鸟、昂头伸足的龟、目不转睛的鸮、长鸣不已的蝉等，都制作的惟妙惟肖，静中寓着动感，显示了远古玉匠的非凡创造能力。

勾云形佩，图案简洁疏朗，做工精细，阳线和斜面棱线琢磨规整，有的棱线触之有感，视之不见，技艺娴熟；马蹄形玉箍器，因出土时横置于头骨下，可知此物确为玉冠无疑。若双孔穿上笄（ji）簪，扣在头上，确可当冠，它应该是部落高级首领的冠冕。

玉蚕，北方古族在游牧之外，养蚕是唯一的农作物，即能食用，又能纺织，衣食用两全，故人死之后，含蚕在口，乃子孙希望其丰衣足食之意；至于后世演化为“汉蝉”，则别有寓意了，大概是愿死者来世能如蝉卵一样在地下蛰伏几年再生吧。

中国红山文化琢玉技术上已具有丰富的经验，由于工具的制约，迫使人们制作玉器时，尽量因材施艺，利用玉料的自然形态，以减少不必要的琢磨，虽多数通体光素无纹，却能把握住器物造型的特点，仅寥寥数刀，稍施意匠，即把器物刻划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它强烈的表现力，清楚的结构和真率单纯的技艺，却正是中国艺术在长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至今已经失落掉的东西。不管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后世人们所拼命追求的那些美学法则——或“忠实于自然”或“追求美之理想”，它们都不曾打扰过部落工匠的心灵。在这方面只有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堪称继承了它的余绪。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

－－玉琮

良渚文化因首先于浙江余杭良渚镇发掘出该历史时期的器物而得名，距今5000—3300年。良渚文化的地域，南至杭州湾，北跨长江至苏北海宁，东至上海，西到南京附近的宁镇山脉。历史上，这个地区曾是古越人生息之地，亦即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个发祥地。

良渚文化玉器雕琢之精，用量之大都是空前的，有的墓葬一次就出土几十件直径20厘米左右的玉璧。在反山、瑶山等地发掘的大批玉敛葬的王陵中，钺、琮、璧等玉器同出于一墓，说明它们已成为军、政、神、人四权化一的王权象征和写照。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为玉琮、玉璧、璜、珠、管、王冠、玉钺、玉杖、玉佩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璧和琮。

玉琮，外方内圆，分为高大型、矮粗型、薄筒型和小玉琮四种形式。琮上饕餮或族徽纹饰不在侧面正中，而雕琢在转角处。粗眉、圆眼、阔口，獠牙外露，使原型呆板的玉琮生出无限活力。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同的多节玉琮，标志着制玉工艺与石器工艺开始分离，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图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良渚玉琮高大者可达40厘米高，粗短者宽达14厘米多，高却只有5—7厘米；最大的一件出土于余杭反山，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而最小者却形同戒指。这些琮上的纹饰，有难度极大的剔地阳纹，变化多端的圆圈纹、橄榄纹、几何纹、鸟纹、象纹、弧线纹、云雷纹等组成。在条纹处理上还能运用粗细、深浅、长短、间距大小的不同，适宜地组织在所要表现的区域内。纹饰的繁与简、有与无、具体与抽象、真实与夸张的应用，也都恰如其分，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

良渚玉器的特点——品种齐全；工艺高超；琢制技法精湛；造型生动。尤其余杭出土的玉鸟、蝉、鱼、龟、蛙等更是如此。玉鸟，整体作三角形，短尾与翅平齐，两翼舒展振翅欲飞。若将其倒置，犹如俯冲而下的青鸟；玉蝉，以凹凸的弧线划出眼、翼，对称而和谐；玉鱼，头微凸，拱背，尾鳍分叉，单圆圈眼，造型栩栩如生；玉龟，头颈前伸，四爪伸曲若在爬行，更有一种大龟背上驼小龟者，大龟作回望状，煞是生动；玉蛙，透雕而成倒三角形，两角各有一孔为眼，眼两侧锼扩成弧边三角形的孔，组成眼眶与眼睑。两眼之间以长条形的镂孔为额，鼻孔用阴刻的云纹表现，如闻蛙声咯咯。

故宫收藏的缛纹兽面大玉璜，是良渚文化中纹饰最精的作品。此璜近似半圆形，横宽21厘米，璜表面有比发丝还细的阴刻线刻出的锦地纹饰，璜中部及两侧上方为浅浮雕兽面饕餮。它采用了多层浮雕，表面又遍布纹饰，其纹饰之多，结构之复杂都是罕见的。

良渚文化与在它之前分布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环太湖周围的马家浜文化，江淮丘陵地带的薛家岗文化和淮河流域、宁镇山脉的北阴阳营文化，共同创造了长江下游的古老文明。它同黄河流域文化的博大雄深相较，显的多彩而壮丽。

长江下游地区自河姆渡、罗家角始作玉器，经马家浜文化千余年的持续发展，至良渚文化时期已达鼎盛阶段。发展时期玉器已十分普遍，众多出土地点几乎每处都有发现，从十几件到上百件，甚至北阴阳营一地就出土300件。鼎盛期的玉器出土量最大，这些玉器不仅数量大，品种多，其形制也丰富多彩。

龙山文化中的玉器

－－玉琮

黄河中游两岸的晋、冀、豫、陕四省划出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地域图。这里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族集团活动地域，在这片地域上，发展形成了华夏各族。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时期和文明时代初露曙光的初级阶段，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带有周期性的民族迁徙活动，是这种联系和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繁荣期的黄河流域玉器，主要呈现为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为主，装饰品为辅的概貌。这与该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发达，依赖更先进的工具劳作有关。那个躬耕于历山下的舜帝，甲骨文中是拿着权杖玉斧戴着鸟兽面具在耕作的部族首长。《书·舜典》说玉璇玑就是当年舜用于“齐七政（日、月、五星）”的原始用具，或曰天文仪器。

龙山文化系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它像大河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它融汇了南、北、中各种文化创造的不同成就于一身，从此成为华夏神州文明的中枢地带。在这里发展壮大的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成为我国文明史中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我国玉器发展的鼎盛期。

夏代（前2100-前1600年）玉器，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玉器风格向中原龙山文化渐进与融会吸收的阶段；商殷（前1600-前1027）玉器，是融三大流域琢玉技艺先进因素于一体，创出古玉一代新风的高度发达期；两周（前1027-前256）玉器特别是西周玉器，承殷人玉作基础，继其遗风，创造出许多精湛的艺术珍品；自春秋（前770-前480年）起，玉器走出单纯与简练，由朴拙入华茂，转向精雕细琢，艺术造诣不断提高，表现出中原先进文化的特点。

属龙山文化的石家河遗址早年出土的玉凤，呈圆饼形，神态作环顾状，高冠、尖喙、圆睛，身躯下部有数个透孔，肩披双翼，凤尾双翎倒卷，姿态灵动，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它与后来妇好墓出土的玉凤造型、纹饰几乎完全相同，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凤的艺术形象。可见凤的艺术造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定型。

商周时代的玉器以形象单纯，神态生动，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商代中期的玉器，以精美大型的玉戈出土最为普遍；商代晚期的妇好墓出土玉器多达755件，大部分是造型优美姿态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装饰用品；其次是礼器、仪仗、工具和用具等。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艺术水平，都堪称古代玉器的精华和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跪坐玉神，姿态倨傲，表情生动，背后的鱼龙尾饰，表明她作为人神结合或巫师的身份；

由几件玉龙可知，商代玉龙是从红山“C”型龙的祖型发展而来，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其玉凤又与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的玉凤造型、纹饰几乎完全一致。还有仿青铜彝器的玉簋，器大胎薄，显示了玉器与青铜器之间相互影响之深。另有殷墟作坊的俏色玉龟，构思精妙，巧夺天工，可谓精绝之品。

玉器与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与巫术，具有前宗教的意义。当原始先民面对茫茫宇宙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和严酷的社会现实，时时感到孤立无援，茫然、怵然而不知所措，逐渐产生了超人生、超社会、超自然的理解，万物有灵就是共有的心态。而史前史外的人们以为人、动植物、星辰彼此之间互相有一个奥妙、神奇的联系。它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媒介而加以传递。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三种主要的思想体系——三种对自然的解释——精灵说的（或神话时代），宗教的以及科学的宇宙观。原始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以及因而衍生出来的图腾社会、宗教信仰以及藏在人类心灵深处不可解的奥秘，都深蕴在浩瀚的玉器文化之中。

我国原始宗教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又相互交错的阶段：最早是自然崇拜阶段，表现为对日月、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的崇拜；其二是图腾崇拜阶段，表现为把某种自然物作为氏族、家庭或个人的标志，使之神圣化，加以崇拜；其三是祖先崇拜与鬼神崇拜阶段，表现为对某些已故祖先或氏族英雄的崇拜。在原始社会晚期，对祖先的崇拜压倒一切，因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艰苦的生存环境，使人们凝聚在严密的以氏族组织为核心的部落里，决定了对祖先崇拜的隆重以及对图腾崇拜的重视。

《诗经·商颂》一样：“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为商的图腾则由来有自。商殷崇拜的鸟不止一种，鹰是其中之一。玉鸟、玉鹰在商殷玉器中并不少见，它直接继承着红山文化的统系。有的玉鹰爪下攫着人头（见故宫藏鹰攫人首玉佩），这种图腾标志着殷人的氏族和祖先，鹰爪下的人头，应是祭祀祖先的祭物。

古代玉器中那些近似人面和兽面的纹饰，在表现手法上的高度的夸张变形，一方面是古人意识形态的反映，一方面又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可以说，种种图案，太半是带了面具的人，连同某些甲骨文上的象形文字也是如此。比如前面提到的舜。

玉器诞生之初，经过饰物与工具的的长期浸润，日渐演化为东部原始人群的部落图腾徽号的载体，并因服务于巫术和原始宗教而被神秘化。

在红山文化和良渚的墓葬中都发现了型制不同的玉冠，红山文化的一个墓主人手中持有玉龟。这玉龟在红山文化专门收藏家们手中几乎司空见惯，它同轩辕部族有着什么关系？能否索解？轩辕氏为黄帝的祖先，以天鼋即大黾与大龟等水族类为主图腾徽铭；黄帝以云命官，一支称“缙云氏”；黄帝一支青阳又名玄嚣、玄枵，以鴞鸟为主图腾徽铭；黄帝裔韩流“人面豕喙，麟身渠股”，显然为豕图腾徽铭族；又谓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可见，马又为黄帝支系的族徽。

红山文化的玉龙与龙玦可能是该部落联盟的标识，可能是豕和蛇两种形象的融合。玉丫形器顶部呈双角形兽面纹，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独具一格，是猪龙图腾的变形，或是蝉的变形吧。

良渚文化大量琮、璧、璜、钺、冠、杖、柱等玉器上，几乎都有布局、结构、形式、花纹、表现手法、雕刻技巧大同小异或完全相同的微雕徽铭——豨纹、凤纹、豨凤纹、蛙纹、虎纹、龙纹等，以豨纹、凤纹、豨凤纹等为主，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历史上著名的封豨氏、阳鸟（凤）氏、防风氏和凿齿氏的文化遗存。在这些国族徽铭上精致地刻画着一个戴鸟形王冠的耳、目、鼻、口、臂、手、指俱全的祖先神，是迄今所发现的最为完善、精细，经夸张变化了的人形图案，也是最进化的图腾形象，即以人形神为模特的图腾。这种羽冠人纹与中美洲玛雅文化诸神像有相通之处。由头戴神冠、手执玉琮（即神柱、图腾柱）而手舞足蹈的巫师或酋长进行祭祀祖先神、自然神和战神的原始宗教活动，是良渚文化部落集团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可以从青海上孙家出土的原始舞蹈彩陶盆上五人一组的拟兽舞得到印证。满身布满“S”形纹的图腾，手扶豨像，豨为扇耳，同心圆组成的圆眼，蒜鼻，方口，獠牙，腿、足、爪俱全并满身通饰涡纹及“S”纹。这徽铭在众多器物上如克隆般出现，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所有的典型玉器，都潜在着特殊的历史内涵和图腾意义。

作为礼器之玉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作为生产工具或战争武器而通用于原始部落的玉器或彩石器，从旧石器时代至殷商时期，大约经历了数千余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当它一开始出现，也就酝酿和孕育着脱离工具和武器地位而作为审美艺术独立存在的倾向。

玉兵只是用于战争时期，它在玉器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实际上以玉为兵的时代，就是以玉为器的时代。

因此，和平时期仿兵器的“义兵”，也就成为仪仗象征权威的陈设。以玉为兵，是以玉为器并以玉为精神主导的历史时期。

甲骨文中的“礼”象二玉在器之形，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可见礼以事神致福为目的。其成字时的本义，只是巫以玉事神的一种行为。而用以区分社会等级制度的礼制，是构成中华古文明的核心内容。所以，当玉器作为礼器出现之时，社会发生变革的信息即狂飙般接踵而至，它宣告了史前社会行将就木，标志着文明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呀，难道说的是玉和帛一类的事情？乐呀，乐呀，难道说的就是钟和鼓一类的器物？孔子时代，系统的春秋周礼面临礼崩乐坏，如何对待作为礼器形式上已经完备了的玉器？孔子的话，明确表现出他对美玉所表现的内容的追问。

距今5500——4000年，玉石不仅是最为常见的装饰、生产器具的用料，还越来越多地用于宗教祭祀用器和表示权力身份标志的礼制用器制作；距今4000——2300年，尽管青铜、铁器先后出现并大量使用，社会物资文明已高度发达，玉器不但没有被取尔代之，还伴随青铜、铁质治玉工具的使用，玉琢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玉器之所以历时长久而不衰，除了质地优良，色彩绚丽，用途广泛，制作技艺精良，手感，视觉、触觉等美感俱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玉器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起着其他器物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与功能。

当金属取代石头成为器具和武器的基本材料时，玉也从日常的实用性转变为典礼仪式上的器具。商与周代统治者的宗教、政治典礼仪式上，玉扮演着象征权力的角色，影响着后世历代王朝对玉的的崇拜历久不衰，趋之若骛。

御香飘渺列仪仗，宫廷仪仗用器，主要是玉戈、玉戚和玉钺、玉冠、玉杖、玉玺。另有些异形或艺术化了的斧、刀等也可归在其中。它们从最初实用的武器、工具、或是生活用品中脱离出来，成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军权和王权的象征。

钺、戚、戚璧：实为一物三名，一种斧形器物；“戚璧“乃戚与璧合一的器物。平背无扉棱者为钺；平背有扉棱者为戚；弧背、弧刃又有扉棱者为戚璧。由石斧演化而来，但作为工具的时间很短。至商代被赋予了新意，成为象征武器的仪仗用器。

戈、簇：原为兵器，但出土物少见使用痕迹，也不乏大形戈，制作精美，可以证明在殷商时期，这种戈与簇并非实用品，同样为仪仗用器无疑。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采用各色玉石质料制成的礼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几十件；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琮与璧；都可视为早期的礼器。

殷商时期的礼器——

璧：玉璧用途复杂，大致可分为五类：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星、祭河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朝聘或作身份的标志；三作佩饰；四作砝码用的衡；五作辟邪与敛尸。

琮：琮之外沿钝角方形，表示地上的四面八方；琮内之圆孔，则或表示地与天通之意。

圭：从其出土的位置和器形看，既不适宜作武器，亦不宜作刀铲之类的工具使用，只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璋：文献说玉璋用途有五：礼南方、祀山川、享后、敛尸及赠宾客。

牙璋：体形硕大，最大的长达66厘米，应是《周礼》“以起军族，以治兵守”统军用的器物。

簋、盘：两种祭祀时用以盛放宴飨的礼器。妇好墓出土有两件造型美观刻纹精细的玉簋，如此高难度的容器，当今使用机械加工也非易事，何况出自3000年前的工匠之手！

时至周代，礼制上承夏商已趋健全，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制度。《周礼》把“礼”释为五个方面：“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作为礼器，除了朝聘之外，还有祭祀天地和四方神祗所用的六器：古代以为天圆地方，故以方琮礼地，天色苍，故以苍璧礼天；此外，又以青龙（东）、朱雀（南），白虎（西），玄武（北）等四神代表四方，分别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等不同形制的玉器为祭。

《礼记》上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领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还有些圭是汉朝以后的道家用具，上面刻有日月星辰及山川，作为祭祀礼拜用的法器。

韩愈说：“卞和之柜多美玉”。卞和，春秋时楚国人，善于积玉，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就是用他发现的璞玉经玉工琢磨而成。不知什么年代，此璧为赵国惠文王所得，秦昭王愿以15个城邑向赵国换取。当时秦强赵弱，赵王不敢不换，又恐怕失璧而得不到城池，白白受欺。蔺相如自愿奉璧入秦，终于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和尊严，演出了“完璧归赵”以及后来“将相和”故事。

美之渊薮—作为艺术的玉器

玉器一旦全面地进入了华夏古族的社会生活，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就必然在意识形态同文化艺术中得到反映，成为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以玉为德，以玉为乐，以玉为格，以玉为信，以玉为仁知，以玉为礼义，以玉为天地，以玉为真、善、美。

几千年的磨合交融，玉作为艺术品融进了诗里，融进了画里，融进了音乐里；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又融进宗教，融进中国哲学、道德、人品，形成了绝无仅有的玉石文化。

因此，古诗和人们的日常话语涉及玉的地方几乎比比皆是。儒家以玉同人的德联系在一起，其实并非只是一个学派的思想。那是华夏民族几个时代下来，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人们形成的共识。玉的品格之所以成为人类品格的表征，是由于玉石本身的属性逐渐人文化所决定的。

经过漫长的人玉相互融会的过程，人们选择了玉，使人玉化，同时也使玉人化——以人的尺度去衡量玉所带给人的感觉并使之成为精神的结晶。人们喜欢古玉，同喜欢其他有价值的艺术一样，是因为它美，而美是无价的；艺术性是无价的；独创性是无价的，一百件普通东西也抵不上一件绝美的艺术品。它蕴涵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在想象中充满了创造和追求。故玉以整体美、材质美为真；以造型美、雕工美、色泽美为善；以稀少性、独特性和趣味性为和艺术性为价值标志。不是吗，春秋战国时代一块和氏璧就值得换取15座城池，及其管辖的一切土地、人群、牲畜和财物。

玉器的发展，经历了滥觞、繁荣、鼎盛、嬗变四个时期。

我国古代玉器造型丰富多采，图案精巧别致，制作工艺精湛娴熟，具有优秀的艺术传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有大美而不言。金玉不琢，美珠不画。（《盐铁论·殊路》）比喻至美天真自然，无须雕饰。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美玉丽质天成，本身即有一种天然无华之美。然而，浑金璞玉，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对它将成为什么，却都说不清。）必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方能於天然美质之上，成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艺术。除了内容之外，工匠们赋予玉器永恒的形式之美。

造型之美：

异兽，汉代出现大量圆雕玉兽，引人注目。这些玉雕异兽的产生，一方面来自古代的神话传说，一方面来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一些珍奇动物被带到中原，那里的许多有关异兽的传说也随之而来。《博物志·异兽》记载：“汉武帝时，大苑之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声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则低头著地，而此兽见虎甚喜，舔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

《后汉书·班超传》：“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贡奉符拔狮子。”有学者认为符拔即天禄、辟邪。可惜西域贡来东方的异兽，深藏禁苑，玉工们很少有机会接触，那些异兽的创造，更多是凭了神秘的想象和传说。古人认为使用具有神异传说的异兽玉雕，就更能表现出祥瑞和神灵本性。所以异兽、异鸟在玉雕中成为长盛不衰的题材。

玉螭虎：螭虎自战国起就经常出现在玉器纹饰上，秦汉以后更屡见不鲜。汉高祖刘邦当初入关至咸阳，得到秦始皇所珍爱的那块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蓝田玉玺，刘邦喜不自胜，始终佩带在身，后代名曰传国玺。这传国玺上即是刻的螭虎纽。似乎由于这个原因，汉代皇帝所用六玺皆琢成“白玉螭虎纽”。螭虎被视为一种神武的动物，在民间藏品中，有众多玉螭虎的形象，虎头龙身，昂首蟠曲，刻琢流畅而富有韵律，生动别致。

另外，玉辟邪、玉天马、异兽玉镇也都显得生机勃发，它们几乎都是由现实动物为原形加以组合、夸张和想象连同传说中得到的印象，创造出来。或狮生角而似麟，或马长翅而飞天------总之，以见所未见为神秘，以闻所未闻为灵异。这为以后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创造，如果说不是开了先河，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勾云形器，似从玉鸟抽象变形而来；子母玉人，粗犷有趣，母亲对孩子的精心呵护，从她弓身俯视的神情中表露无遗，人情味十足。将其与另一玉雕兽驮蝉放置一起，似在对话，妙不可言；玉箍，又称马蹄型器，当是北方部族首领们高耸的玉冠；玉龟、玉鹰，当为部族崇拜之物，尤其子母龟，生动可爱，表现出古代先民的朴素善良和匠心独具；丫形器，似蝉，是蚕？似神，是兽？还是一种神秘的图腾？功用如何，有待深入研究。属于良渚文化的璧与琮，属于商周的雀鸟、汉代的佩器、剑珥------

更值得一提的是[玉鸟驮蝉]与[玉人负蝉]，蝉儿的安然，玉鸟友好地回望，形成了和平安宁悟对通神的意境和氛围，不知是古代哪位高手，他无意间道破了中国艺术一个至高无上的美学法则！

还有一些异兽，如天鹿、辟邪，其神奇的造型，费解的含义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古人认为，玉是自然的精华，能够和自然界的神灵相通，并认为玉与整个世界在总体上存在着联系，是人与彼岸世界沟通的中介物及传媒。因此，为一些玉器注入了神秘的色彩。

纹饰之美：

中国玉器的纹饰主要取材于大自然，天象、人物、动物、花草、树木、谷物、蔬果等，抽象的、写实的、变形的、幻想的、甚至图腾、饕餮-----可谓丰富多彩。这些题材或以整体的写实手法做成圆雕，或简化成洗练而抽象的形式，或只采用某个部分，或以形式美感凭想象和需要重新组合。纹饰经历过早期的单纯古朴，经历过盛期的富丽多姿，也经历过繁缛华茂------纹饰不断兑变，风格层出不穷，代代相传，几千年下来，从未因人亡而艺绝。

商代哟纹饰，从早期简单的几何图形，到中期出现阴刻、平雕相结合，晚期阴雕、平雕普遍应用，且浮雕、透雕、圆雕互见，都体现了鼎盛期的工艺水平。

西周玉器是在殷墟玉器的基础上的再发展，器上纹饰不仅比商玉更趋抽象化、几何化，而且表现出与青铜器纹饰风格相统一；东周玉器，由于王朝名存实亡，伴随国家政权的解体，诸侯国的昌盛，玉器风格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纵观两周玉器施用的纹饰约有30多种，可分为写实和装饰两大类。写实者往往是一些浮雕或圆雕的飞禽走兽，同器物造型浑然一体；而装饰纹样既不受器物形态的局限，也不受数量多寡的制约，在一定程式内可以任意发挥。有云纹、雷纹、饕餮纹、蟠虺（hui）纹、螭虎纹、蝉纹、涡纹、窃曲纹、束绢纹、鱼鳞纹、钩连纹、谷纹等。这些玉器纹饰，仿古者，浑厚端庄，新创者雕工细腻别致。

虎纹——较早期的虎纹见于西周中期，从纹饰上看，它们还相当原始，仅用简单的几笔勾画出虎的形象，不饰以任何装饰性纹饰，这也许正是初创时期的特点。到了春秋早期，虎纹已比较成熟，表现在这些虎纹变化多端，形态各异。所施纹样已从纯写实过渡到富于艺术装饰性。其中繁者集多种纹饰于一身，细密充实。虎纹始于西周中期，盛行于春秋早期，没于战国初期。

蝉纹——蝉形玉器，早在西周以前就多有发现。而真正作为有艺术观念的装饰用纹，首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刻有蝉纹的白玉片。

龙纹——它的祖型是红山文化三星他拉的碧玉龙。早期玉雕龙纹的特征，刻法刚劲挺直，线条粗放有力。后来渐多艺术的装饰，且以夔龙纹的形象出现。

云雷纹——为周代玉器上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早期的云雷纹古朴写实，至中期风格就出现了变体，云形开始从静态转变成为动态的卷云纹，由稀疏发展为繁密细云纹。

饕餮纹——饕餮本是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玉器上具有多种纹样，西周时期的饕餮纹，大多以雕侧视面为主，将其头作特写处理。春秋以后的饕餮纹，则以简练的刀工，改为仅刻正视面部，突出了目、鼻、口、齿，完成了图案化。

蟠虺纹——是东周以后玉器上盛行的纹样之一。虺形大鼻、圆眼，双线细眉，粗颈龙身。纹饰中不仅有古朴的交尾蟠虺纹、简化蟠虺纹，还有新颖别致的几何形细密蟠虺纹。

涡纹——一种形作旋转水涡样的纹饰，因其简洁实用，一直较为流行。战国时更为多见，主要施之于玉璧，成为主体花纹施于大件玉器之上。

色泽之美：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出土古玉，古色斑斓，精光内含，朴素苍雅。商代琢玉尚质，因此雕刻朴素少纹。周朝重纹，雕刻细密繁缛；汉朝则流利优美。

玉石色泽富瞻，纹理美观，有白玉，绿玉，绿白玉，天蓝玉，翠玉，青玉，碧玉，紫玉，黄玉，墨玉，等等。古玉除纹饰朴拙古奥外，古玉之色彩，因入土年久，经地气酝酿，色沁百出，其逸气横生，有令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玉受黄土沁者，色如甘栗。受松香沁者，色如蜜蜡。受靛青沁者，色如蓝宝石。受石灰沁者，色红艳如碧桃。受水银沁者，其色黑。血沁者，其色赤红。受铜沁者，色如翠石------奇奇怪怪，变化无穷。另有一种巧沁，虽薄如玉衣，轻如蝉翼，多有异趣。

音韵之美：

古人佩玉，不仅赏心悦目，同时也求悦耳。右徵角，左宫羽，玉声锵鸣。《礼记·玉藻》说：“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使玉发出徵、商、宫、角、羽的乐音，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和心思。不管怎样，那环佩之声毕竟是迷人的。宋玉《神女赋》形容衣裾玉佩的声音“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杜甫《昭君》诗：“环佩空归夜月魂”，犹闻玉珮撞击之声；李贺《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含笑”形容玉碎之声能同箜篌的乐音相媲美；高适《听张立本女吟》：“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玉钗声、砌竹声、清歌声融为一体，如闻天籁。

风格之美：

良渚玉器纤细繁密的阴线琢磨，器型的秀美精丽，不同于红山玉器的雄浑、质朴、凝重和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风格特征，既概括洗练又重点突出；而龙山玉器则融合了红山、良渚南北玉器的特征；其后，距今3500年前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的古蜀玉器，更异军突起，从数量、质量、品种、器型、工艺水平等诸多方面来比较，又不同于前二者的艺术个性，广汉三星堆玉器，与它的青铜器一样，蔚为古蜀奇观；然而，它们美的特质与内涵是相通的。

战国时期有一种在外侧镂雕龙凤纹的玉璧，镂雕疏密得体，精美异常。汉代继承战国制作的镂雕璧，被称为“出廓璧”，或“拱璧”。

商代玉器早期承袭夏风，自盘庚迁殷后，晚期玉器艺术便焕然一新。表现手法具有象征性、装饰性特点。省略不重要的细节刻划，重要的细部则用婉转的阳线表示，这种表现手法是商殷的强大独到之处。

站在古玉艺术前，人们会感到对人性的深刻的情绪感染。古人的艺术构思，是来自本能，来自直觉，是用所感来表现，不是用所见来描绘；是用天然来着色，而不以观念去人为。它是非理性的。

高古玉器品种之多，雕琢之精，器型之大，造型之美，结构之精巧，其精密的的纹饰以及抛磨的光洁度，真是匪夷所思，令人叹为观止，它展现了我国古代制玉工艺的高度发达。不愧其独领风骚长达数千余年，而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至今依然被视为国之瑰宝。

玉，东方史前艺术出现的璀灿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照耀了七千余年，我们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壮大曾经同玉器的发展休戚相关，从玉器时代出现时发出的社会变革的信息，狂飙般震荡过中华大地，同时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世界应该为有这样一个“美玉之国——玉德之邦”而庆幸！我们能否再倡如玉之精神，重震东方玉国之春秋，再现美玉文化之精魂，重铸国人如玉之风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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