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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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美术史

（中国部分）

主讲教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起敏教授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美术

（220－589年）

第七讲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

黄巾起义结束了东汉王朝的统治。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冲破中央集权的外壳，形成了军阀豪强割据纷争与疯狂混战的局面。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到毁灭性破坏，户口十不存一。继起的三国鼎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汉魏之战，目的都在争取本集团靠武力恢复统一，赢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曹氏家族建立起来的魏曹不久即被司马氏所篡夺，经历了西晋与东晋。司马炎灭蜀（公元263年）建晋（公元265年），接着灭吴（公元280年）。晋武帝时，全国以黄河领域为中心，基本完成了统一。与此同时，边地游牧部族，亦在相互冲突中互相兼并；晋初，南北朝分别统一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由于晋采取分封子弟为王，以郡为国的制度，在司马炎死后，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导致北方各游牧部族推翻西晋政权的长期大变乱。从3世纪初至7世纪初，经历了大约三四百年的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曹操的《蒿里行》曾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描写中原所见，可见兵连祸接，灾难之深重。

在南方，流亡到江南的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公元420年，军阀刘裕更晋建宋，之后，军阀仿效刘裕，走马灯般相继更替建立了齐、梁、陈。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南朝盛行士族门阀制度，各大家族严格按等级享有不同特权。他们有家学渊源文化素养，生活豪华奢侈。

江南地区，因北人南迁，文化南北融会，经过2百余年的发展，长江流域从地旷人稀，水耨（nou）火种的落后状态变成日渐繁盛的沃野；北方地区，乘战乱之机，西部和北部各游牧部族开始不断地移住内地。他们或从事农业生产，或被贩卖为奴隶，或成为地主武装的部曲，他们的命运基本同汉族下层人民相同。这些部族，大致分五个种族，史称“五胡”—鲜卑（在东北内蒙各地）、匈奴（多在山西）、羯（山西南部）、氐和羌（在甘肃、青海一带）。

在军阀混战中，匈奴起兵，于公元311年攻破西晋首都洛阳，大肆屠杀，开始了延续百年的北方大骚乱。不断有部族联盟加入混战，“五胡乱华”的结果，致使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他们分别是后赵、前秦、前燕、北凉等。整个北方的“蛮族入侵”，最后是以拓跋氏征服了整个北方建立了强有力的北魏而结束的（公元439年）。

北魏实行“汉化”政策，适应了胡汉融合的趋势。却未能解决种族和阶级矛盾，北方人民的起义反抗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相互残杀，终于在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接着，在东魏实际掌权的高欢、高洋父子（占据河南、山西、河北一带），改东魏为北齐；在西魏实际掌权的宇文泰、宇文觉父子改西魏为北周。后北周灭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又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公元581年）。又后八年，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亡后270余年的分裂。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我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话，魏、晋、南北朝就是在皇权与思想统制失语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与董仲舒建立起来的为皇权专制主义服务的神学及歌功颂德的两汉经学、文艺不同，产生了以王弼、何宴为代表的思辩的、理性的纯哲学的同时，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一种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潮。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文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的主体意识的发扬，人的觉醒，必然促成了文的自觉。汉代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术，被时代扬弃，两汉经学崩溃，荒诞不经的谶纬和经术被农民起义和时代潮流冲垮。长期牢笼着人们思想的统治意识被突破，而富有人性、人本意味的老庄玄学得到发扬，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何晏的《无名论》以贵誉轻名的思想看待名与誉：“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王弼倡“崇本息末”，将自然置于名教之上；阮籍《大人先生传》宣称：“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嵇康《释私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它既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又是个性解放的口号。晋代文士正是以此来摆脱超越外在的规范与束缚，来建构人格本体，确立个体价值的。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张扬个性、自由、性情的社会风尚，历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宗白华先生指出那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随着佛教的兴起，道、儒、释结合，成为整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宗教被统治集团利用，外来的佛教只有依附于当时盛行的玄学清谈才能发展流行。由于内在与外在的种种原因，佛教为士大夫所激赏。东晋的百余年间，建佛寺1700多个。仅建康一地，梁武帝时就建有几百所。后代诗人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非虚言。北朝自北魏政权建立，佛教的发展并不亚于南朝。虽经短期“灭法”，而在文成帝拓跋濬时期，又开始兴盛起来。建丛林，凿石窟，雕佛像，绘壁画。北魏迁都洛阳后，全国佛寺竟有三万之多。佛教艺术自然也随之大发展，克孜尔、敦煌、云冈、麦积山等石窟寺一个个出现在华夏大地上，至今风采犹存，可以想见当年之盛况。

总之，魏晋时代“人”的发现，“文”的自觉，佛学的渗入，使玄言诗、山水诗、讲究气韵的人物画和畅神的山水画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

前代画迹，太半灰飞烟灭。从魏晋的史籍文献看，大体可知绘画发展的概况。曹植的《画像序》，是一篇论述绘画的著作，记述历代图绘功臣像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规模渐大，创作也近成熟——“夫画者，所见多矣。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之后的陆机又进一步强调了绘画的审美特征：“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这个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生活上和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开启了文人画的“画乃吾自画”（王廙画语录，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的写意精神。因此，在它的代表画家那里必然有着别样的面貌与风采。

魏晋的绘画

魏晋南北朝画家辈出。当时的士大夫无不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嵇康、谢安、谢灵运等诸多音乐家、诗人同时也是画家。而王廙、王羲之等书法家也同样很有绘画的造诣。而在此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专业画家。除了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外，还有卫协、张墨、荀勖（xu）、夏瞻、戴逵、司马昭（晋明帝）、史道硕、顾景秀、萧贲、刘瑱、丁光、曹仲达等。

曹不兴，三国吴兴人，生卒年不详。许嵩《建康实录》，记其作巨幅画像，须臾即成，而“头、面、手、足、心、臆、肩、背，亡遗尺度”。孙权命其画屏风，画面误墨，遂点染成蝇，孙权以为真，以手弹之。可见状物之生动。且善画佛像，历史上被称为“佛画之祖”。

卫协，西晋时人，生卒未详。善画道释人物与风俗画，师法曹不兴。顾恺之称其“巧密于情思”，人物形象“伟而有情势”。当时称其为“画圣”。南齐史论家谢赫认为:“古画皆略，至协始精”，而且六法兼备。至唐尚存画迹有《史记伍子胥图》、《卞庄子刺虎图》、《醉客图》、《上林苑图》、《鹿图》等。

戴逵（约325－396年），谯郡宿县人，后居会稽剡县。博学多艺，出身士族，但一生鄙薄权势。在绘画艺术上,人物、山水、走兽无不精，其圣贤人物为“百工所范”。风格“情韵连绵，风趣巧拔”“荀、卫之后，实为领袖”（谢赫《古画品录》）。作品曾有《南都赋》、《吴中溪山邑居图》、《阿谷处女图》、《七贤图》、《胡人弄猿图》、《三马伯乐图》、《孙绰高士图》等。而其成就最大者却是雕塑，其画名往往被雕塑所掩。

顾恺之（约公元345年－406年，或公元348年－409年）字长康，他的艺术活动代表着魏晋绘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世说新语·巧艺》共十四则，其中六则与顾恺之相关。谢安赞其“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技法精湛，他的画论保存下来的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主张传神论——“悟对通神”、“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唯在阿堵（眼睛）中。”“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体现了融玄佛一体的审美趣味，成为魏晋风度在绘画领域的主流艺术精神。

他20余岁于江宁瓦棺寺画维摩诘像，极尽传神之能事。《京师寺记》载：“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及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所画维摩诘像据张彦远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于是，画名大震。顾恺之其他画迹史籍记载的还有《谢安像》、《桓温像》、《雪霁望五老峰图》、《荡舟图》、《笋图》、《庐山会图》、《水府图》、《水雁图》、《中朝名士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斲琴图》、《洛神赋图》等。尤其后四图流传至今，虽为唐宋人摩本，但都流传有绪，影响深远。其中《女史箴图》系根据西晋张华所著《女史箴》（意在讽喻贾后南风）文本所绘，通过对于诸多著名女性的故事描写，阐释了张华提倡“女德”所寓劝诫之意。（唐摩《女史箴图》现存9段：“玄熊攀槛”、“班婕有辞”等），画以刻画人物精神为主，“笔彩生动，髭发秀润”。《洛神赋图》，状写曹植著名诗篇《洛神赋》那种缘爱的失落而产生的凄美感伤的情怀。曹植所爱甄氏被其兄曹丕夺去，甄氏悲凉死去，曹丕将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送给了他。曹植在回归自己封地时路经洛水，夜梦甄氏来会他，悲痛伤怀，融进洛水女神传说，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感甄赋》。诗中充满了强烈的抒情气息与传奇意味，成功塑造了洛神的美丽动人的形象：“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云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飡。”顾恺之在画卷开始，便是描绘曹植和侍从立于洛水之滨遥望，那寄寓着他苦恋深情的美丽女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出现在水面，飘忽往来，可望而不可及，人物之间呈现出惆怅难期的氛围。画法上，张彦远评他：“紧劲连绵，循环超息，调格逸易，风趋电疾。”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

《洛神赋图》局部

顾恺之的艺术改变了两汉宣扬礼教为主的风气，摆脱礼教与政治的影响，而重视人物的言论风采和才华。绘画的视野扩大，为人物画提出了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的要求。顾恺之与稍后于他的南朝陆探微、张僧繇，称为“六朝三杰”。史载，裴楷曾有多位画家为其画像，裴楷都不称意；顾恺之为其画像，在颊上添了三毫，顿使其“神明殊胜”。张怀瓘谓：“像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贵。”故顾恺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朝陆探微、张僧繇、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孙尚子、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直到唐代的吴道子、阎立本、周昉等无不受益于顾恺之。

南朝的绘画

在南朝宋、齐、梁、陈的169年间，产生了不少杰出的画家。宋有“六法皆备”的陆探微，长于山水的宗炳、王微；南齐有高帝萧道成，亦好画，能品评优劣。谢赫著《古画品录》，创“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要，影响深远；南梁大兴寺院，宗教绘画繁盛，张僧繇为一代名家。

南朝绘画，题材广泛，宗教画、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山水画、花鸟走兽画等都有画家专擅。尤其山水画家注重畅神，“万趣融其神思”故能生动感人。人物画依然，如刘瑱之妹嫁于鄱阳王为妃，夫妇感情甚笃。后鄱阳王为齐明帝萧鸾诛杀，瑱妹痛不欲生，忧伤成疾，百医无方。刘瑱请肖像画家殷倩画鄱阳王与宠姬一起照镜情状，“如欲偶寝”，其妹看后骂道“故宜其早死耳！”恩情遂绝，一场无药可治之病为一幅画治愈。

山水画伴随山水诗的发展而兴起，代表着时人“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以及对自然美的认识与热爱。并产生了一批山水画家：如宗炳、萧贲、萧绎、陶宏景、张僧繇等，都对描绘山川景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南朝的陆探微，吴人，生卒未详。善画佛像与肖像，能够“穷理尽性，事绝言象。”所画人物多秀骨清像，观之“凛凛若对神明”。

张僧繇，梁时人，生卒未详。南朝最有成就的大画家，因为画一乘寺凹凸花而在当时称奇。其绘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张的笔法称为“疏体”，人物画“得其肉”，画“天女宫女，而短而艳”。其写实能力甚强，传说画龙不点睛，点则飞去。又说其画鹰、鹞如生，惊飞鸠、鸽。

十六国、北朝的绘画与画家

南北艺术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并不平衡。北朝远不如南朝画家之多，北魏时著名的有蒋少游、杨乞德等；北齐有杨子华、曹仲达、刘杀鬼等；北周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田僧亮等；其中展、董、郑进入隋朝，跨越了朝代。

蒋少游（？－501年）乐安博昌人，能雕能绘，且为工程学家，善工艺设计。被掠至平城，后受魏孝文帝派遣，赴南齐摩写宫掖，图画而归。

杨子华，北齐时人，生卒未详。他与善画斗雀的刘杀鬼同时得到北齐世祖武成帝高湛重用，居禁中，有画圣之称。相传“尝画马于壁，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又传“图龙于素，舒卷輙云气萦集。”唐代画家阎立本赞其所画人像“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作品传世有《斛律金像》、《北齐贵戚游宫苑图》、《邺中百戏狮猛图》、《宫苑人物屏风》、《北齐校书图》等。其中《北齐校书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宋人摩本），场面生动，悟对通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曹仲达，北齐重要画家。生卒未详。本为中亚曹国(撒马而罕)人，以画梵像著称。画风与吴道子并称，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誉。画法与图式上与张僧繇的“张家样”并列，有“曹家样”之称。“曹衣出水”，言其衣服紧裹身上，显现出人体体形，势若裸体状，有西画风格，且融进了中国画的韵致。这表明当时对外来绘画风格同样欣赏，艺术观念呈多元并不狭隘。

石窟雕塑与壁画

北朝现存的佛教艺术远较南朝为多，因为北方佛教艺术因石窟而永存，而南方的佛教艺术多随寺院建筑的倾塌而毁弃。在当时，由于石窟和寺院的兴建，无论南北，壁画和雕塑都丰富异常。从新疆南北沿丝路一线，拜城的克孜尔、吐鲁番、库车的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到甘肃的敦煌、安西、天水之麦积山、永靖的炳灵寺、酒泉、武威，再到山西的云冈、河南的龙门......黄河两岸，长江流域，“天下名山僧占半”，随着宗教的隆盛，宗教艺术得到空前的繁盛。

其佛像、菩萨雕塑成为佛寺主体外，壁画琳琅满目，同雕塑一起组成一个二维与三维空间浑然的整体，形成中国宗教艺术的一大特点。壁画除描绘佛本生故事外，尚有丰富多彩的风俗、劳作生活画面，以及供养人、乐舞、花鸟百兽山水。这些雕塑与壁画，作为古代艺术宝库，有着难以企及的魅力和永恒的艺术价值。

注：新疆在汉唐时代，为我国西域。吐鲁番旧称高昌国；库车、拜城系龟兹国，因为地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线上，遂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其佛教艺术具有独特风格与成就。拜城，古即姑墨；库车，古即龟兹。

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壁画

所谓墓室壁画，不过仅就发掘所知而言。只能略窥一斑，未可推知全豹。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吐鲁番北凉、西凉墓和南京的南朝墓，代表着各地不同的画风。

魏晋时期，有公元398年的镇江东晋墓，画像砖内容一是神话：如方位神，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一是《山海经》中的神怪，如人首鸟身、人首噬蛇等等。墓中装饰这些神怪，不过借神灵避邪镇魔。画像形式为浮雕式。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壁画，除墓主人像及其上部之龙、虎、雀、鹊、鹤、云气外，有13人组成的执幡仪仗和披甲马队行列、“汉夷部曲”。画法虽古朴粗略，但也显示出它与四川汉代画像石、以及早期佛教壁画的联系。吉林集安县城是古代高句丽曾经建都之地，历时四百余年。此地的高句丽古墓甚多，发现存有壁画者40余处。或“积石为封，列种松柏”，称作石筑墓；或以土为封，称作封土墓。其石墓壁画有角抵冢、舞蹈冢、三室冢、四神冢、环纹冢、散莲花冢等。顾名思义，其内容可知是描绘乐舞、宴享、弹琴、吹角、狩猎、角抵、骑战、礼佛等。汉代以来的传统题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是此处墓室壁画的贯常题材。至于佛像、飞天、供养人、乐天弹琴无论表现手法还是人物服饰更与内地佛寺与汉墓壁画所屡见。此外，其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在艺术上寓细腻于写意，其豪健之风，也充溢着高句丽人的创造。嘉峪关东面的戈壁滩上，被誉为“墓室壁画博物馆”。至今共发现壁画700余幅。描绘墓主生前旧事：农桑、耕田、播种、打场、狩猎、屯垦、出行、奏乐、博弈等，内容丰富，用笔洗练劲健，继承了汉代重视动态表现的绘画特点。

南朝墓室壁画，以南京西善桥与丹阳胡桥与建山为最著名。西善桥与胡桥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同样在砖印壁画上描绘了代表着魏晋风度的士大夫嵇康、阮籍、山涛、王戎、阮咸、刘灵、向秀等。其中嵇康与荣启期在抚琴，阮咸在弹阮，阮籍、山涛、王戎（玩弄如意者）、刘灵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一面品酒，一面清谈，只有向秀倾听着，陷入了沉思。胡桥壁画还有《羽人射虎》、《马上乐队》等，“画体周瞻，”、“体韵遒举”，艺术成就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出其粉本都来自晋代名家。另外，河南邓县学庄的南朝墓，浮雕刻印画像砖，人物造型生动明快，不论商山四皓、郭巨埋儿、老莱子娱亲，还是侍从队伍，一一情致典雅洒脱。其墓室卷门壁画亦是保存较好的彩色作品。

北朝时期墓室壁画，在火焰山、高昌故城一带发现的北凉、西凉墓中所绘家事图、农事图等填补了此地画史的空白。而从出土于阿斯塔那的纸本画稿，同酒泉发掘的十六国后凉墓一样，画法尚粗略。唯有太原南郊晋祠王郭村北齐娄叡墓，其规模和技艺都堪称珍品。墓主娄叡为皇室外戚，生前封始平县开国公，死后谥号恭武王。其墓道两壁所绘《出行图》与《回归图》表现墓主生前生活，场面宏阔，气象浩荡。结构严紧，有聚有散，错落有致，人物顾盼呼应，皆能悟对通神，大有北齐绘画大家杨子华的风韵与格调。

南北朝的雕塑

南北朝的雕塑主要是石窟造像与陵墓石雕。南北朝的早期雕塑，如一些镏金铜像，饶有古风，但都呈现明显的域外风格。南朝的陵墓雕塑这里从略，我们从北朝的石窟讲起。北朝的石窟造像发展过程可分四期：云冈的昙曜五窟和七、八窟为第一期（公元460－480年），造型圆浑，注重大体大面与整体，但尚欠精确。装束呈域外薄衣右袒式样；第二期（公元480－510年），以云冈五、六窟及龙门宾阳洞为代表，一改右袒式为冕服式装束，若汉式长袍，衣襟飘举。第三期（公元520年前后），以云冈11窟外壁、龙门古阳洞、炳灵寺等为代表，是秀骨清像流行时期。长脸细颈方肩，衣摺富有规律性；第四期（南北朝末叶），以麦积山、响堂山、天龙山为代表。由瘦削渐趋圆润、柔和。同时在响堂山又出现薄衣式域外风格，一若曹仲达的画风。其规律有三：一是佛像组合日渐丰富，由一佛二菩萨，到一佛二罗汉二菩萨，由三尊一组变为三组；其二是佛像造形及洞窟形制（方形平面）日益中国化，创造出亲切生动、富有感情的优美形象。三是具有浓郁的装饰性。

北朝的佛教雕塑

云冈石窟沿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自东向西绵延一公里，有洞43窟。北齐郦道元见到的云冈石窟寺，在其《水经注·漯水》这样描写：“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足见其盛状。云冈佛雕规模宏伟，从石壁上雕出的那些14－18米的硕大无朋的佛像有7尊之多。且每一尊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审美风尚——气韵生动，注重传神。除了庞大的体积，雄伟而健康的形象产生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外，更给人以生命力异常充沛的感觉。每个洞窟壁面布满千万小龛、造像及各种装饰，雕饰华美，意匠丰富。这些佛像，都表现出一种温和恬静含蓄而亲切的笑容。这种微笑，在其神情与冥想中深蕴着对人世的关怀，比之那个西方蒙娜丽萨的微笑，更具有旷世的魅力。

龙门石窟的雕塑，位于洛阳南横穿伊阙的伊水两岸山崖上，石窟始凿于公元500年之前，此时即在北魏拓跋氏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后。龙门在南北朝造像最盛的时期当在北魏晚期，即公元500－540年。龙门的北魏石窟有宾阳洞、莲花洞、古阳洞等八个较大的窟和另外四个小窟，其中宾阳洞的建制形式和体例是北魏石窟的重要代表。其佛像和菩萨像因头部比例的加大，显得厚重庄严，继承了云冈冕服式佛像的特点。古阳洞菩萨与壁龛中浮雕秀骨清像的优美，莲花洞的拱门火焰浮雕和窟顶莲花以及各种龛楣装饰，都显示了地方与时代的不同特征。

此外，河南巩县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峡，还有炳灵寺、麦积山、武威天梯山、酒泉文殊山都有南北朝佛教活动的记载或遗迹。炳灵寺的造像体形清秀，面形却方、宽且平，但神情刻画依然注重，一些佛像紧闭双目的处理，颇具艺术水准。麦积山因石质如敦煌的砾岩，不宜雕塑，窟内造像多为泥塑。其北朝末期的佛与菩萨，衣裙紧裹，衣摺为划出的凹线，所显现的体格之美，以及比丘们富有表情的姿态，都使人想起当时的绘画高手。

北齐时代，河北的响堂山、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等表现出北齐造像的新风格——表情柔和，脸形渐圆，衣摺繁复重叠而自然，衣服或薄而裹身，或半裸上身，筋肉的起伏变化轻微而清晰可见，身体匀称，比例合适，代表着北齐美术普遍的高水准。

补充图片：

北魏.敦煌壁画《九色鹿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