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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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美术史

（中国部分）

主讲教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起敏教授

第十一讲 宋代画院、花鸟画及其他

文同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诗人兼书法家，长于墨竹，创造了多种形象。文同和米芾是与苏轼同时的重要画家，文同的“湖州竹派”与米芾的云山在绘画史上都有重大影响。

文同《墨竹图》

苏轼论其画竹“根茎节叶，牙角镂脉，千变万化，末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他的绘画与苏轼一样着重表现情怀，并运用了书法用笔，把五代以来兴起的墨竹推向新水平。

墨梅亦始于北宋，著名者为仲仁和尚。传说仲仁住衡州华光山，性嗜梅，月夜见窗间疎影横斜，因写墨梅，为时人欣赏，黄庭坚誉其画梅“嫩寒清晓，行孤村篱落间，但欠香耳。”可惜仲仁作品已无传。

杨无咎（1097—1169）字朴之，号逃禅老人，继仲仁后对墨梅作出重要贡献。所画墨梅流露朴素无华高雅绝尘的气质称为“村梅”。传世《雪梅图》，寥寥数笔勾出老梅嫩枝，瘦硬挺拔，形象单纯而鲜明，《四梅花卷》画含苞、初放、盛开、凋谢四种状态，并以书诗与画互补、映衬，抒写情怀，体现了画家的艺术修养，以及文人画与诗、书并重相互结合产生综合的审美效果，从而增强艺术感染力的特点。

杨无咎《四梅花卷》局部

墨兰亦始自宋，南宋覆亡后郑所南画兰而不画土壤与根须，寄寓了身如漂萍的感伤与对宋室的怀念。墨兰之外，花卉纯以墨为之，谓之“墨花”，在北宋已有相当发展。北宋末年，汴人尹白专工墨花；南宋法常以水墨画写意蔬果；

赵孟坚（1199—1207前）为双勾水仙卷及《岁寒三友》全以水墨为之。墨色的千变万化，用笔的讲究法度，使墨分五彩，予水墨的单纯中，意味出五彩缤纷，逐渐形成中国画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

王庭筠（1151？—1202）是活跃于金政权地区的文人画家，兼长书画，传世《幽竹石槎图》沿袭北宋枯木竹石一派发展而来。说明艺术历来都不受政权的限制与封锁。

宋代宫廷画院

历代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及满足其精神享乐，莫不搜罗画手，组织创作，附庸风雅以显示世道清明为标榜，甚至与兴国大业相联系。汉有黄门画工，唐时设立待诏。宫廷画院之制创自五代，至南宋而规模完善，尤以北宋宣和南宋绍兴时期为最，在历史上属于宫廷画院的黄金时代。

宫廷画院逐渐形成一套完整制度，是创作机构，也培养人才。宋初，画院大抵沿五代西蜀、南唐旧制稍加扩大。画家地位渐有提高，按职位设画学正、艺学、待诏、祇候、供奉及画学生等名目。徽宗时翰林书画院正式成为科举制度一部分，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画家入院需经考试，考入后按“士流”“杂流”分设不同学习科目，按期考核决定升迁。服饰上不仅能穿官服绯紫，且能“佩鱼”，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宋代画院兴盛的基础条件是社会资源与人才资源：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技巧水平提高，众多高手涌现。画院画家大部来自这些民间高手，如宋初之高益、仁宗时之燕文贵、神宗时之郭熙、崔白。北宋末年至南宋有马氏一家（马贲、马兴祖、马远……）。同时，画院和社会保持着一定联系，同院外民间画家相互沟通，从民间画家那里获得滋养。如山西扬威以画农家乐著称，嘱商贩往汴梁画院门前去卖可获高价。可见所谓宫廷的“阳春白雪”与民间的“下里巴人”不曾割断联系。两宋罗致画家夺取民间绘画成果加以利用，是画院制度成功的重要原因。

画院画家创作以宫观道释、肖象人物、花鸟山水为主。或图绘寺壁，或装点宫廷。常需在皇帝的支配控制下进行。画院众工，必先呈画稿，然后上真”（朱铸镛《画法大成》）“宝录宫成，绘事皆出画院，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邓椿《画继》）

院画“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宋史选举志》）“夫以画学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意思超拔，即立意高雅不同凡俗，能出新意。注重形似的精细逼真的刻划和内容巧妙的表达成为当时社会上对绘画共同的要求。

宣和画院与绍兴画院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历史上昏庸无能的皇帝，在位期间任用蔡京等“六贼”，使国家积贫积弱，又设立“花石纲”，造寿山艮岳，迷信道教，大规模兴建宫观园囿，对人民搜刮无度，因而激起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对女真与西夏贵族集团的侵掠则屈辱求和，最后酝成“靖康之变”。汴京陷落被洗劫一空，赵佶及其子赵恒被俘、最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绘画作为粉饰太平和统治者精神享受的重要部分受到赵佶特别重视。宋代宫廷画院的盛期是宣和画院时期，赵佶曾整理宫廷收藏，编辑《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及《宣和睿览集》，网罗大批画家在宫廷供职。宋代画院画家数量之众多，为历代之罕见。

赵佶能诗文书画，且具有很高水平。现流传题为赵佶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出自画院画家之手而由赵佶题诗签名认可的代笔。《芙蓉锦鸡》、《瑞鹤图》、《祥龙石图》、《杏花鹦鹉图》中宣扬传统道德与祥瑞的题词，《红蓼白鹅图》中宁静安乐的情调，《听琴图》对赵佶等人的生活写照，这些作品艺术造型上生动逼真精密不苟，色彩浓艳华贵，情调上不免带有柔媚成分。《池塘秋晚》、《柳鸦芦雁》代表其另一种风格；《雪江归棹》是近似王希孟等风格的山水画。

北宋覆亡后，康王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杭州继汴京后成为新的艺术中心，赵构继续收罗南来画家，成立画院。其后历经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始终不衰。南宋画院创作中除花鸟画外，在人物故事画、肖象画、山水画方面还有不少成就。

画院的花鸟画作品

北宋前期画院花鸟画主要沿袭五代西蜀黄筌画风，黄居寀是中心人物。随着社会上花鸟画水平逐渐提高，不少画家进一步深入自然观察研究，作为创作形象和构思的基础（如“写生赵昌”和善画猿猴的易光吉）。一些画家陆续被选入画院，推动了画院花鸟画的发展。

赵昌《写生峡蝶图》

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崔白的出现突破了一百年来黄氏父子的成规。崔白，字子西，工画花竹翎毛，尤以画带有野情野趣的败荷凫雁驰名，也擅画山水、佛道、人物。崔白善于表现在自然环境中花鸟的运动和变化及互相的关联，如《双喜图》中在肃杀秋风中飞鸣的山鹊与被惊扰的野兔之间，有悟对通神之妙；《竹鸥图》中逆风涉水迈步前进的白鸥；《寒雀图》中在严寒气候中依缩枯枝的麻雀等都是如此。崔白画风“体制清瞻”，由于技巧超群被强征入画院，与崔白风格相近的还有其弟崔悫和弟子吴元瑜。

崔白《双喜图》

继崔白之后，十二世纪出现了花鸟画的繁荣。北宋徽宗及南宋画院众多画家创作了大量精美作品。著名者有卢章、刘益、富燮、李端、孟应之、韩若拙、李安忠、吴炳、林椿、毛益。画院中世代相传的马家（马贲、马兴祖、马公显、马公荣、马远、马逵、马麟）也都专长或兼长花鸟。

林椿《豆花蜻蜓》中所塑造的轻盈的蜻蜓娇嫩的豆花,李迪《雏鸡待饲》、《狸奴蜻蜓》与陈居中《四羊图》，顽皮的小猫、山羊、活泼的小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形象精确的刻划，对微妙动态的扑捉和描绘，对情节选择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林椿《枇杷绣羽图》

宋人《出水芙蓉》（旧题吴炳）、《垂杨飞絮》及马麟《层迭冰绡》等，善于选择生动的物像局部以“特写”式的手段使艺术形象更加突出。几条柳絮、一朵荷花使人想到春光明媚、池中涟漪伴着荷塘月色的沁凉清香。疏影横斜的梅枝使人更感到清幽与高洁。

吴炳《出水芙蓉》

刘臬《群鱼戏藻》、李廷之《桃花鳜鱼》手法简洁，章法巧妙，虽然没有直接画水，但通过鱼的动态使人感到水的清澈明净，它虚实结合，无画处皆成妙境。

马远《梅石溪凫》，宋人《鹤鹆梅竹》把山水与花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风和日丽平静的水面和涧水逥旋浪花四溅的山崖一角的描绘，使意境更加悠远。

马远《梅石溪凫》

宋代的人物画

宋代的风俗画和历史画有着相当的发展，它与市民文艺的发达有密切联系。不少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下层群众生活的面貌，其作者大多为手工业身份的职业画家。宫廷画院创作的一些历史画，则常带有歌功颂德和神化统治集团的虚饰。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反映城市经济发展与“市井小民”生活的作品。描绘京师车马屋宇的画家与作品，有高元亨《从驾两军角觗戏场图》、燕文贵《七夕夜市图》等。

张择端，翰林。字正道，东武人。“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他的《清明上河图》代表了宋代风俗画发展的高度水平，在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东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风光，形象地展现了中古城市中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景。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汴河是当时京城南北交通枢纽，作者把汴河两岸这个城乡结合点作为描绘中心，拓展了画中社会生活的广度，更显示出汴梁的繁华；而选择清明时节，则凸现了市井民风。这种长卷构图、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的选择及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描写——如虹桥上下的熙熙攘攘成为画面表现的高潮，显示了作者掌控画面，使之具有疏疏密密富有节奏感的能力，以及对生活的熟悉。同时，画家把注意力和兴趣放到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的平凡生存活动上，而志趣不在统治阶级，则显示了我国古代绘画的优秀传统。

《清明上河图》在北宋政权覆亡后，曾为南宋画家反复描写，作为对北方故都繁华的追忆。张择端的另一作品《西湖争标图》描绘汴梁城西金明池在清明时节进行龙舟比赛的盛况。原作已不传。作为对家乡故国怀念的象征，也是宋、元画家乐于描绘的题材。

反映农村劳动和贫困的风俗画亦有不少。杨威、李东以画《村田乐》著名；高宗时楼璹曾画《耕织图》四十五幅进上，配合“劝农”；传为北宋王居正《纺车图》，画两个衣服褴楼的农村妇女纺线的劳动情景。

南北宋之际的重要画家李唐所画的《村医图》描绘“江湖郎中”给农民动手术，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忧虑、小孩的畏惧等，都通过面部表情作了细致的刻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贫困与苦难。

宋人《柳荫群盲图》，对比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盲人领盲人》大异其趣。相近的是都有着象征与讽喻的意味。

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出现了适合年节装饰的绘画。节令画除掉具有驱邪赐福的神象（门神、钟馗外，更多的是带吉祥意义的风俗画。）

婴儿画的天真健康活泼，为观赏者喜爱。汴梁有专画婴儿的“杜孩儿”，另一画家刘宗道擅画“照盆婴儿”，他的学生苏汉臣更以此驰名。苏汉臣《婴戏图》、《秋庭戏婴图》、《百子嬉春图》描绘孩童的天真游戏，图式优美生动。

宋人《村童闹学》是一幅带有喜剧效果的小品。

戏曲在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反映歌舞杂剧的宋人《五瑞图》、《大傩图》等流露了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商业的发展，商品的丰富吸引人们的注意，《货郎图》一类画幅不厌其繁地对货郎担上的商品进行详尽具体的描绘，苏汉臣的货郎图带有富丽的贵族气息，李嵩的《货郎图》更生动地画出农村妇孺为货郎到来所引起的兴奋和欢快心情。

《牧牛图》也是风俗画中流行的题材，牛在古代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画家们反复创作了许多反映牧童生活的富有情趣的画面，南宋阎次平《牧牛图》画牧童在一年四季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冬季一幅，寒风凛冽、枯叶飘零，牧童卷缩在牛背上的情态，表现得颇为动人。

历史故事画

宋代的历史故事画反映了画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态度，或描绘汉族政权与其它民族的关系，或反映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忠奸之间的斗争，都占相当比重。

李唐《采薇图》选取殷商亡国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入首阳山采薇，宁肯食野菜充飢，甚或饿死坚决不与周朝合作的故事。伯夷、叔齐在古代作为有骨气的人物长期被称颂。因此此图被认为“意在箴规，表夷齐之不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伯夷、叔齐须发蓬松目光坚强表情刚毅的形象，兄弟二人谈笑风生，表现了不怕恶劣环境而誓死坚守节操的决心。水墨绘出的山林老树对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成功的起着烘托作用。

《折槛图》取材于西汉成帝时朱云与权臣张禹之间的斗争，作品表现了发生在殿堂上的冲突，通过目光逼视，刻划朱云不怕权势和张禹心怀叵测的精神状态。表扬历史上贤臣的还有《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等。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画刘琦、韩世忠、张浚、岳飞等抗金名将肖象，当为孝宗时为岳飞恢复名誉后所绘。

反映历史上外族入侵而又因汉族政权统治阶级无能，而使人民遭受痛苦的历史故事画的流行，曲折的表现了群众在靖康之变后对不幸遭遇的悲愤。

据传刘松年曾作《便桥见虜图》画唐【太宗机智镇定地在渭水上与进犯长安的突厥首领会盟，用策略解除威胁的故事，借历史讽喻时政。刘松年原作已失传。】现存《便桥会盟图》。

《文姬归汉》被反复描绘，表现外族侵扰中妇女的悲惨命运，流落异乡的痛苦及离合悲欢的遭遇。多数作品画文姬辞胡归汉与左贤王分别时掩面而泣。南宋陈居中所画的《文姬归汉》表现在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时她心情的压抑，以及儿女不顾一切扑向蔡文姬的情节，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李唐《晋文公复国图》通过春秋时晋国重耳流亡十九年终于回国建立政权的故事，歌颂南宋政权的建立。肖照《光武渡河图》也含有歌颂高宗中兴的意义。因为高宗即位时曾以光武、重耳自命，御用画家通过历史故事的隐喻，美化南宋统治者，成为画院创作历史画的常见内容。。

肖照《中兴瑞应图》共十二幅，描绘赵构从诞生到即位的神异故事，如降生时金光满室、神灵佑护、武艺非凡、上应天命屡见祥瑞，其中虽也描绘了赵构1126年奉使北上求和至磁州由于群众拦阻并击杀主和派王云，赵构在金兵追赶中因民妇掩护下脱险事，演义为神祇崔府君显灵等，为赵构涂上骗人的圣光。

《望贤迎驾图》画唐代安史之乱平定后，肃宗在望贤驿迎接唐玄宗的故事，人物刻划较为生动，但亦有藉此歌颂南宋中兴的用意。

补充图片：

李唐《万壑松风图》

杨无咎《四梅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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