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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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美术史

（中国部分）

主讲教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起敏教授

第三讲夏、商、周时代的美术

（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21年）

夏、商、周的雕塑

青铜器与雕塑

中国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经夏、商、西周和春秋，同玉器时代一样，约经历了15个世纪。

铜的发现，使人类的工具产生了又一次革命。同时，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玉雕技术与陶塑技术合而为一应用在青铜器的塑造方面，在此基础上铸造工艺发展起来。传说中夏铸九鼎，开启了华下文明的青铜时代。实际上在塑鼎这种复杂的工艺之前，青铜器必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艺术风格由原始时期陶器造型、纹饰呈现的活泼愉快走向神秘威严，失去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而青铜图案同彩陶一样成为古代工艺形式美的瑰丽景观，二者的抽象与逻辑演变，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着无数经验与智慧，它嬗变成一种心灵的艺术，脱尽了向自然模仿的痕迹，那原初的具象已被遗忘在意象的升华中。

中国的青铜器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器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凝聚着历史的秘密，天子的威严、诸侯的荣宠、大夫的勤谨以及工匠艺人的殚精竭虑。统治集团利用青铜器“明贵贱，别上下”，其狰狞、神秘，显示着奴隶主们的权势和威仪。它们是奴隶主狞厉的政治宣言，是奴隶望而生威的神物，是当时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实物证据，更是植根于这块神奇土地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渊源。艺术上或浑厚凝重，气势磅礴；或工艺高超，精妙绝伦；或铸刻铭文，俨然一卷史书；无论繁缛简朴、狞厉祥和，都给人以历史的沉思与启迪，艺术的审美与人性的观照。回首几千纪，我们不能不感叹贵族们何以如此孜孜以求？我们仅从多数有铭文的青铜器上发现，其铭文结尾无不铭刻着“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祈愿，他们期望权力、地位、荣耀能像青铜一样永世长存。遗憾的是商代的青铜器为周的诸侯瓜分刮去了族徽与名号；周的重器被秦人熔铸了“金人”。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相当多的出土于周原的窖藏，从埋藏的杂乱无序可见，贵族们逃跑时的仓惶。那些部族与家族“宝用”的器物，终成为全社会的遗产。

商和西周是青铜器的盛期，殷商青铜器中酒器最盛，死后亦将其大批殉葬，说明当时贵族嗜酒之风盛行；艺术上的特点是善于从大的动势入手，强调外形上的主要特征，抽象简化成用线可以表达的主要轮廓，并在轮廓中填满装饰性图案，以创造出富有幻想性的形象为目的。考察由商之盛至战国末期之衰，可以看出青铜纹饰由原始浑沌向理性演化的轨迹。除了工具之外，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是兵器和礼器。这的确如风胡子所言，是个“以铜为兵”的时代。战争需要兵器，祭祀需要礼器。玉器上固有的龙、凤纹类，兽面纹及其变体形纹之外，还饰有各种动物浮雕与圆雕。如犀牛、虎、象、熊、羊、猪、兔、鸮、蝉、鱼、龟等等。另外，大理石制的雕刻有鸱枭、蛙、坐人、怪兽、蝉、鱼、虎等，是现存最早的雕刻艺术品。有些同样铸造在青铜器上。而且有不少整体器形采取动物形象来塑造。如商代的象尊、鸟纹牺尊、四羊尊，周代的兕（si）觥（gong）、驹尊、羊尊、鸭形尊等。其纹饰的特点是满而精，整体中包含完整的局部，局部又和谐地统一在整体中。

象尊（商）兔尊（西周）神兽尊（春秋）

商代青铜工艺的器形与名目繁多，变化丰富。这些器形有日用器、炊煮器、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盥洗器等，洋洋大观。鼎、鬲（li）、甗（yan）、豆、鬹(gui)、爵、角、斝（jia）、盉（he）、觚（gu）、尊、罍（lei）、卣（you）、壶、彝、勺、觥（gong）瓿（bu）、觯（zhi）鉴、盘、匜（yi）及鸟兽形器等等。青铜器乐器最贵重的是钟，分为特钟和编钟，此外，还有钲和铎。无论何种器形，装饰普遍华美异常，纹饰有动物纹、几何纹、自然气象纹等等，形制端庄厚重，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

殷墟中出土之牛方鼎（通高74厘米）、鹿方鼎（通高62厘米）。尤其著名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反映了商人尊神事鬼，崇拜祖先的观念，它的整体造型稳定坚实，让人感到威武凝重。鼎耳饰有猛虎噬人浮雕，鼎体四周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线条雄健刚劲。另在宝鶏出土的双鸟形觯、人面纹觯、象尊、鸟形觥等青铜器，多被盗卖国了。

司母戊鼎

殷墟晚期兽面纹鼎上那些具有威吓含意的形象符号，同样象征着某种超世的权威神力。至于商代后期之三羊尊和牛鼎一样，其中牛与羊的形象已具有立雕的意义，其形象之完美已不单纯是一种狞厉之美。装饰上力求表现出匀称和适合，以显示生命的力量，与环境融洽相处的能力，以及对周围世界控制的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先民们力争与周围世界相协调的追求。

殷墟晚期兽面纹鼎

良渚文化的玉琮商代后期之三羊尊

此外，也应看到，以饕餮、夔（kui）、凤形象为代表的青铜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的意义。青铜器的纹饰除了在这个时代的青铜器的整体纹饰上，延续着玉雕与彩陶的变形以及重新组合，也显示着人兽关系的变化。青铜器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兽形纹饰或浮雕称为饕餮，其狞厉之状，颇具视觉冲击力。鼎作为煮食物的器具转化为礼器，自然依旧与吃和生存有关。对于饕餮的意蕴向无定论，如果从历史考虑，它仍具有图腾与警示的意义。

《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看来，它作为表意符号所代表的西周从商朝灭亡汲取的历史教训：贪婪和暴虐导致覆灭。故周的国策在周礼，周礼的核心在于“仁”，而鼎由最初的食器，演化为国之重器，成为政权的象征，意在以饕餮警示天下，杜贪止暴应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之举。这样，饕餮也就具有威慑的力量。而周以前的饕餮则又当作别解，已如前所述。

至于饕餮纹饰形式法则的组成，尽管参与组合的抽象或具象的纹样元素不同，却遵循着大致相似的规律，在青铜器皿上古人特别注意两个平面上的一对纹饰合成一个立体组合，这在良渚的玉琮上已经显示出来，而又在青铜器上得到了发扬。例如：两个相临平面并置的夔龙，头部靠拢合并成一个半立体的饕餮头象两侧有左右展开的躯体和兽尾。有的学者论述饕餮的多元性或多样性说“饕餮......最初是相向凤鸟纹，人面纹，翼式羽状高冠人面纹，而后是翼式羽状高冠牛角兽足纹；然后开始抽象化，转为兽形的几何图案纹。但到了商代的中晚期，又具象起来，并定型化。定型初期的饕餮是侧视人立式牛首夔龙相向并置复合纹，侧视伏卧式牛首夔龙相向并置复合纹，而后，舍去龙身，保留头部；再往后，又开始抽象化，只保留龙目。......在这前后，由饕餮派生出几种新的龙纹：牛夔龙将鼻唇延长或以象鼻为龙鼻反向共目的，是窃曲纹；牛夔龙舍弃面部除角目以外的所有成分，双角相向共目时，即所谓‘花状目雷纹’。”这种艺术法则是：当饕餮以浑然整一的形象出现时，人们也可看出它由各部所组成；当以各部分构成整体的具象出现时，也会看到在核心上是浑然整体。

李泽厚认为，饕餮实际上应该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所以，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统治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威怖、恐惧、残酷和凶狠。”那些商人面纹铜钺、商人面纹方鼎、兽面纹鼎、伯矩鬲以及青铜器把上遍布的雷纹，与饕餮纠结一起的夔龙夔凤，连同异化了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动物形象......它们远不再是原始彩陶纹饰中那些生动活泼的形象和宁静的几何纹饰了。它们之所以产生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动物本身如何有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超乎世间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那个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野蛮、战争、暴力是这个原始制度消亡，部落大合并早期奴隶制时期的时代特征，饕餮的狞厉甚至吃人恰好可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它同时又被认为对本氏族具有保护意义和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像便沉潜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正因如此，它像古代诸氏族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何马史诗、非洲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李泽厚接着说：“中国的青铜器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怖的威吓神秘中，积淀有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也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

西周时期的大盂鼎（公元前1056年），重153.5公斤，高约1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有铭文291字。明显可见青铜器由殷向西周、春秋演变。代表着周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王臣之器，而东周春秋时代则诸侯之器极其盛行。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有些器形已经消失不见。铜器趋向大形，产生了如大克鼎（高93厘米，重201.5公斤）、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重215.5公斤。器上多长篇铭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357字）、毛公鼎（宣王时器，497字），长铭及器身的变薄，显示了铸造工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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