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戏剧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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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戏剧通史

主讲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宋宝珍研究员

第十一讲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

第一节现实主义戏剧的产生

俄国具有丰富而久远的戏剧历史，但是到了18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现实却进入了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在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的社会土壤里，孕育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在戏剧艺术方面，思想水准的降低导致了艺术表现的苍白无力。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对俄国舞台的现状提出批评，他们以自己创作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戏剧，为俄国舞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他的戏剧观念深受普希金的影响，1835年底，他根据普希金提供的情节，完成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第二年4月该剧在匹得堡首演，遭到了沙皇御用文人的围攻，却得到了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好评。

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描写了一个匹得堡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科夫，住在外省的一家旅店里，因囊中羞涩而走投无路，可他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钦差大臣，于是市长把他请到家中，百般阿谀逢迎，甚至用女儿做诱饵，巴结这位钦差，以便自己得到升迁机会。其他官员也效法市长，纷纷向赫列斯达科夫行贿，剧中一一展示了政府官员的丑恶嘴脸。赫列斯达科夫是个夸夸其谈、轻浮自负的家伙，喜欢用幻想和谎言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当人们争着献媚于他时，他的虚荣心和愚蠢的欲望被鼓动起来，当真钦差到达之际，一场骗局才算揭破。《钦差大臣》真实地再现了19事业中叶俄国官场的丑恶与愚蠢。

1842年，《钦差大臣》的剧本得以出版，在扉页上，果戈理郑重地写了一句俄国谚语：“脸丑莫怪镜子”。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本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著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等。但是，他的戏剧创作对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剧作对萧伯纳、霍普特曼和罗曼·罗兰等人都产生了影响。

托尔斯泰对戏剧创作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戏剧观念十分特殊，他对举世公认的戏剧家从莎士比亚、歌德、拉辛到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霍普特曼、契诃夫等，都给予否定的评价。但是，他的剧作却同易卜生等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比较一致。

托尔斯泰的主要剧作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活尸》（1900）等，被认为是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杰作。他的剧作以十分深刻而尖锐地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著称，他锐意创造舞台幻觉，让人们感到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同日常生活一样。

《黑暗的势力》对现实的描写深刻、细腻，并显示了他创造舞台幻觉的高超手法，该剧于1908年在巴黎的自由剧院上演，继之，又在意大利、瑞士和荷兰演出，震撼了欧洲剧坛。此剧构思独特，情节曲折，内容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犯罪：一个得了病的地主彼德，他的钱被妻子阿尼西娅偷走，而阿尼西娅的钱又被她的情夫尼基塔偷去。彼德被阿尼西娅用毒药害死；尼基塔又同他的继女同居；尼基塔残酷地杀死自己亲生的还处于襁褓中的婴儿，但是，他很快又忏悔了。在剧作家笔下，这些犯罪又是那么平常，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必然的，在金钱和剥削的资本主义秩序下，犯罪就像是家常便饭。因此，这部剧作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震撼力。

第二节契诃夫的戏剧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把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有人说，他创造了“抒情戏剧”，他善于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存在于人类精神的戏剧性。

契诃夫于1860年1月29日诞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农奴，父亲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家庭的专制，给他的童年带来痛苦。青年时代，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884年，也就是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他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一生写了中、短篇小说四百七十多篇。著名的有：《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苦恼》、《万卡》等。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医生，得以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1880年，他到了远东的库页岛，对岛上的苦役和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这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使他对俄国的黑暗而贫苦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入的体验。

还在中学时期，契诃夫就对戏剧产生了的浓郁的兴趣，并且写了《难怪母鸡叫了》、《一个剃了胡子佩手枪的秘书》、《棋逢对手》和多幕剧《无父儿》。可惜，多数剧作散佚，只有《无父儿》保存下来，人们把他作为契诃夫的第一部剧作。后来，他还写过一些独幕剧，著名的有《蠢货》、《求婚》等。但他在戏剧上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创作了以下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的剧作：《伊凡诺夫》（1888）、《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9）、《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4），有些剧作堪称世界戏剧的经典。

在《伊凡诺夫》中，即表现出契诃夫戏剧的某些特色，他对人物复杂而细微的心理的透视，可能同他的医生职业有关，但又绝非是自然主义的病态心理剖析。主人公伊凡诺夫就是一个有着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的知识分子，他甚至被认为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全身心沉浸于内心复杂体验之中的戏剧主人公”（10）。伊凡诺夫是一个善良但却软弱，坦率诚实而缺乏生活信念和力量的人。他的妻子身患重病，有一次，她责怪伊凡诺夫不诚实，“一直用极无耻的手段欺骗”她。伊凡诺夫陡然大怒，以最无情的话反击她，说她就要死了。由此，导致伊凡诺夫对自己粗暴行为的自责和不安，他骂自己是“禽兽”。显然，这是契诃夫所塑造的俄罗斯另一种类型的“多余的人”。他们已经不能行动，只是忧心忡忡，陷入不断的自责，甚至是负罪感之中。

写《海鸥》时，契诃夫正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梅莱好坞。这里有着美丽的花园，笔直的林间小路。《海鸥》的环境氛围，与此有关。在这出戏里，已经透露出他的风格，他自然也是描写现实，但是，他似乎更注重对整个生活的方式和状态的描写，以及在这种平淡的生活流动中，注入深邃的思想感情。如焦菊隐所说：“契诃夫不从人生某一角落看人生，而从它的全貌看它的全貌；他不攫取人生的外形来表现人生，而拨出人生的动脉，来托出人生的存在的方式。”（11）《海鸥》寄寓着契诃夫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但这些，是透过生活，透过人物展示的。女演员阿尔卡基娜和她的情人、作家特里果林在艺术上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他们更信守传统；而阿尔卡基娜的儿子特里波列夫则是一个锐意追求艺术上的“新形式”，具有艺术创新精神的年青艺术家。正是在这些矛盾和波澜中，蕴含着折射着对人生，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注。而尼娜，是一个热情而单纯的俄罗斯少女，她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如果我的生命真的对你必需，就请你拿去吧！”尼娜，不懂得特里波列夫在他的作品《海鸥》里所具有的“世界的忧郁”，从而把这出戏毁了，自然也使她所爱的特里波列夫陷入悲剧之中。后来，她的感情受到特里果林的诱惑，她离开乡下去了城里，她怀着自己的人生梦想，在戏班子里做演员，然而在戏里她扮演着无聊的角色，在生活中她被情人特里果林遗弃，怀着私生子流落他乡，尝尽了人间的不幸。只有在她经历了苦难的生活历程之后，她才懂得了什么是“世界的忧郁”。一个俄罗斯少女的悲剧命运，寄寓着作家的沉思。

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是一出为偶像而牺牲的悲剧。教授谢列勃里雅克夫，是一个貌似博学，而实际上不学无术，却妄自尊大、奴役他人的人。可是，20年来，他却成为了亲人心中的一个“偶像”。主人公万尼亚舅舅沃依尼斯基，还有教授的夫人叶列娜，教授的女儿索尼雅，都把教授作为崇拜的对象，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为他牺牲。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个人情感趋向的问题，所谓“一方愿打，一方愿挨”。而骨子里，作者却揭示出一种生活，以及这种生活背后的腐朽和衰败。生活造就了谢列勃里雅克夫这样一种人的自私、无能、狂妄；也造就了这些崇拜者。可是当这些人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奉迎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而最终发觉这个偶像根本就是一个无耻的、冷酷的家伙时，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和内心所感到的失望是异常痛苦的，这就构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无聊的生活状态，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戏，预示着这样的生活到了尽头，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像契诃夫的其他剧作一样，戏中的人们虽然失望但却并不绝望，而是透露出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正如索尼雅所说：“我们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

《三姊妹》是契诃夫第一部依照演员的条件而写的剧本。这部戏，契诃夫对生活的开掘更深邃了。就在几乎是一种停滞而窒息的生活状态中，作者不但看到三姊妹的深刻的苦闷，更看到在这停滞的生活中孕育的希望。契诃夫所展示的戏剧氛围是令人沉醉的，是一种绝妙的戏剧境界。

中国剧作家曹禺对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是十分崇拜的。他说：“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阖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Masha），哀林娜（lrina），阿尔加（Olga）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抑郁，希望的渺茫，徒然的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是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12）

在剧中，契诃夫塑造了玛莎、奥尔加和伊里娜三位善良而软弱的俄罗斯姑娘，她们天性善良，极富涵养，对一切美好的事物心存渴望。但是父母死后，粗俗、凶恶的嫂子主宰了家中的一切，她们怀想着莫斯科美好的日子，但是那种日子已经遥不可及，她们感受着生活的不如意，有着不尽的悲哀和深深的痛苦；但是，对生活、对未来她们始终充满了期待。此剧所激荡着的诗意潜流是对美的赞歌，以及对毁灭和破坏美的力量的批判。热恋着玛莎的威尔什宁中校说：“生活是艰难的，她对我们中间许多人是昏暗的、无望的。但是应该承认，天边已经亮了，生活变得完全明确的日子已经太久了。”这正是《三姐妹》的基调。

《樱桃园》（1902）被认为是契诃夫最具代表性的剧作，是他的生命最后点燃的火花，是最后的一首抒情诗。

多么美丽的樱桃园：满树的白花，月光洒在幽静的林间小路上，四处飘逸出沁人的芳香。但是，樱桃园被毁灭，被砍伐，一切似乎都显得格外的悲凉惨淡；但是，一切又是那么平静。樱桃园，是一个象征，旧的制度，不可挽留地去了；新的令人憧憬的曙光，又在哪里呢？契诃夫以其对生活的洞察，于一个樱桃园的平常的易主中，透露出新旧时代变化更迭中，一些普通人所面临的困惑与选择。

樱桃园主郎涅夫斯基太太，是一个仅有着空洞的热情而没有任何行动和理想的贵族。她已经囊中羞涩，但依然为了面子而肆意挥霍，想着变卖了樱桃园，拿钱去法国找她的情人去。她的哥哥也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整日空谈，耽于梦幻，是一个典型的废人。对樱桃园最为重视的是商人罗巴辛，他象征着一种新的资本势力的崛起，最后他收买了樱桃园，但是出于谋利目的，他砍伐了樱桃树，要在这片土地上建成别墅。看来，这出戏笼罩着悲凉和凄怆，但是契诃夫认为这是一出通俗喜剧，“最后一幕必然是欢乐的，而且整个剧本就是欢乐的，轻松的。”（1903年3月5日致妻子克尼碧尔的信）对于这些已经失去生活意义，或者仅存的生命空壳，生活的历史的进程使他们成为可笑的人物。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是以喜剧同老朽的生活告别的。

契诃夫对现实主义戏剧的贡献，在于他把戏剧创作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和新的艺术水准，由于他的戏剧的独特艺术魅力，促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诞生。

第三节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

伴随着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兴起，在戏剧表演上也诞生了现实主义的演剧形式。

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由乔治公爵二世所创立的梅宁根剧团，开始了导演实验，试图对一出戏的整体风格作出总体设想。这已是导演制的雏形。而他们实验的结果，形成了现实主义演剧风格。他们的演出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

法国的安德列·安托万于1887年，在梅宁根剧团的影响下，更高举起左拉和易卜生的旗帜，创立了由他亲任导演的“自由剧场”，成为现代欧洲戏剧的第一个实验剧场，也可以说是小剧场的先锋。在这里上演的，无论是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还是易卜生的《群鬼》和《野鸭》等剧，被认为创造了“惊人的真实”。他的成就，突出的表现是，在舞台布景上，创造出生活的幻觉。在表演上，反对传统的明星制，反对装腔作势，反对卖弄噱头。他的贡献，还在于把一些新的剧作家及时地介绍给观众。

继之，德国的布拉姆于1889年在安托万的影响下创立了“自由舞台”，他对现实主义演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现实主义演剧的“真实性”的戏剧理论。在其《旧与新的表演》中，论述了表演的真实性的本质。

真正创造了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是俄国的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由他们所创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成为现实主义演剧运动的中心。

V`·I·聂米罗维奇－丹钦科（1858－1943）俄国高加索人，童年，由于受到父亲私人图书馆中戏剧书籍的影响，从而对戏剧产生兴趣。他于梯比利斯上中学时，热爱文艺，并尝试小说创作，后来，做过戏剧教育工作，也写过剧本。

还在少年时代，丹钦科就幻想创建一座新的剧场。沙皇时期的剧场，完全由政府主持其事，成为戏剧艺术创造的障碍。因为这样的官僚剧院制度，不仅使丹钦科自己的剧作深受其害，而且契诃夫的《海鸥》演出的失败，也深深地刺激了丹钦科。

最初，《海鸥》在彼得堡上演时，这样一部戏剧杰作，竟然因为剧院经理、导演、演员和舞台人员的不懂艺术，而把它糟蹋了。契诃夫因此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甚至表示再不写剧本了。丹钦科对此甚为愤慨，他起草了一个报告递交莫斯科皇家剧院的经理，要求改革剧院，但遭到拒绝。他没有灰心，便同正在领导业余剧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联系。于是，便有了一次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1897年的一天，他们二人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由于这次会谈，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与合作，为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为创立一个崭新的演剧体系奠定了基石。

焦菊隐谈到丹钦科对戏剧的贡献时说：“他的价值，并不在于仅仅建立了一个普通的剧场。我们只要在纪念丹钦科当中，学习他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了赋予戏剧以有灵魂的生命，并且领导演剧步入正确路线，他创造了演出体系，从而培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鼓励了作家，从而使我们由契诃夫和高尔基手里，接收到更多的遗产；培植了演员，从而使艺术剧院健全、稳固，以致在今天把它的行政和演剧体系，作为全世界戏剧运动的前驱和目标。”（1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苏联著名的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1863年1月5日诞生于莫斯科一个富商的家庭。他对戏剧的热爱，完全是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他的外祖母是法国的著名演员华莱。父亲也爱好戏剧和音乐，并经常带着他去看歌剧和话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我的童年既已享受了除明星以外别无所有的意大利歌剧，我的青春时代又享受小剧院天才演员们的精彩演出。”14岁，他就和爱好戏剧的伙伴成立了“阿列克赛耶夫剧团”，十余年间，演出了大小40台戏。1898年，他加入“莫斯科艺术文学协会”，在这里，又参加了将近30台戏的演出。1898年，他和丹钦科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未来的40年中，他亲自参加演出了30台戏，并导演了50台戏。他和丹钦科所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这个体系，是他在长期的演剧和教学中，在不断的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是一个包括着导演、表演和戏剧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演剧体系。体系所包容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就其表演和导演方面的理论要点加以介绍：

斯氏体系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导表演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作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导表演体系。它的基本特征是：一、其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别强调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导表演的理论来自生活，导表演的创造来自生活。斯氏体系被称为“体验派”，所谓体验，最终也是对生活的体验。二、强调实践。理论来自实践，艺术创造来自实践，人物创造也来自实践。三是不断地进取、探索和革新。斯氏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取、探索和革新的过程，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地修正和补充他的见解。对斯氏体系的把握，也在于领悟他的不疲倦的创造精神。

戏剧中的“最高任务”，是斯氏体系的内涵之一。斯氏说：“没有贯串动作和最高任务也就没有体系。”“体系中的一切东西首先应该为贯串动作、为最高任务服务。”这是把握体系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关键之点。所谓“最高任务”，它包括剧作家的最高任务，剧本的最高任务和角色的最高任务。作家的最高任务，即贯穿于剧作家在剧作之中的审美理想、生活理念和思想感情，也就是剧作家对人生、历史、世界和人类的那些所特有诗性哲学的思考的精粹。剧本的最高任务，也可以说是剧本的主题，但是斯氏强调“在寻找最高任务时，重要的是要揣摩出作家作品的最高任务，再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出对它的反应。”显然，他要求一定透过自己心灵的咀嚼消化，达到对主题的把握。角色的最高任务，显然是在对剧作家和剧作的最高任务领悟消化的基础上，对角色在剧中的地位、走向及其所奔赴的终极目标的把握和理解。当然，在对一部作品的最高任务的解读中，是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这里有着人们发挥其独创的空间。

第四节高尔基及其《底层》

高尔基（1868—1936），俄国著名作家，他出生于伏尔加河上游的一个小城，早年丧父，母亲改嫁后，他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薄有家产，但是为人吝啬，对高尔基比较苛刻，外祖母心地善良，给童年的高尔基留下美好的记忆。后来外祖父家庭破败，高尔基不得不独自在社会上流浪，含辛茹苦。关于他的身世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里有比较具体的记述。19世纪90年代末，高尔基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组织，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同社会变革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并且创作了很多带有无产阶级革命色彩的艺术作品。他写过很多小说，如《母亲》（1905）、《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等。

高尔基一生创作过多部戏剧，主要有《小市民》（1902）、《底层》（1902）、《避暑客》（1904）、《瓦萨·日烈兹诺娃》（1910）、《崔可夫一家》（1913）、《耶戈尔·布雷乔夫》（1931）等。

高尔基的戏剧《底层》表现的是一家肮脏、破败的小客栈里，住着一群穷困潦倒的人，他们之中有锁匠、帽匠、鞋匠、小偷、小商贩、戏子、搬运工、妓女、流浪汉等等，他们在“洞穴似的地下室里”，酗酒、赌博、打架，在贫病交加、痛苦而麻木的生活中挣扎，还要受到恶毒的房东柯斯狄略夫和他老婆瓦西里莎的欺压。

锁匠克列士奇是个被冷酷的生活折磨得脾气怪僻的家伙，他自以为是靠手艺吃饭，瞧不起小客栈里的其他人，他经常痛打老婆安娜，她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戏子曾经是一个剧团里的龙套演员，他因为酒精中毒已经失去了工作，在小客栈里无所事事，他同情病重的安娜，把她搀扶到过道里去晒太阳，但随后却忘记了这件事，把一个病人丢在风里。幸亏房东太太的妹妹娜达莎看到，把她移到了暖和的厨房里。

房东柯斯狄略夫是个老迈、阴狠的家伙，他收留小偷贝贝尔住在小客栈里，怂恿他去偷东西，然后由他转卖并从中获利，他还把老婆的妹妹——善良、淳朴的娜达莎当成奴仆，剥削她的劳动并肆意打骂她。他年轻的老婆瓦西里莎具有和他一样的凶恶本性，但是却看不上又老又丑的丈夫，她看上了小偷贝贝尔，常常跑来与他偷情。贝贝尔厌恶瓦西里莎，他十分同情瓦西里莎的妹妹娜达莎，他觉得娜达莎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总有一天会被她那凶恶的姐姐姐夫折磨死，他想带着娜达莎逃走。瓦西里莎知道贝贝尔爱上了自己的妹妹，就怂恿贝贝尔打死自己的丈夫，她说事情做成了，她可以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到别处去生活。贝贝尔心里明白这是瓦西里莎的一个诡计。

小客栈里来了一个游方僧鲁卡，这是一个见多识广、心地善良的老人，他说他连骗子都尊敬，在他看来，“每个跳蚤都不坏，全是黑的，全会蹦。”他相信“待人亲切决不会有害的”。他安慰整天沉浸在通俗小说的悲情中的妓女娜思佳，倾听她为摆脱自身的悲哀而编造出来的爱情佳话；他守护处在弥留之际的锁匠老婆安娜，告诉她死并不可怕，而是摆脱人间苦难的好办法。他不肯在一个地方停留，而是到处寻找好一点的生活，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找到。

房东的老婆瓦西里莎知道贝贝尔在向自己的妹妹求婚，强烈的嫉妒变成了行为的凶狠，她和她丈夫一起，残忍地毒打、折磨娜达莎，把茶炊里的开水浇在娜达莎的脚上。贝贝尔和其他房客一起赶来救援娜达莎，撕打中房客们发泄着对房东的不满，却失手把他给打死了。警察赶来，房东太太指认贝贝尔是凶手，贝贝尔反过来指证是房东太太指使的，娜达莎恨透了姐姐，为了不让她再折磨自己，她说贝贝尔是姐姐的姘头，他们是同谋共犯。娜达莎的举动让房客们吃惊。

鲁卡的到来和离去，在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心里，引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安娜死了，娜达莎不见了，妓女娜思佳不愿再受所谓“男爵”的控制，她想到别处去。漫漫长夜，房客们在无聊中打发日子，他们想喝酒、唱歌，可是很快发现，他们连歌也唱不成了，因为戏子上吊死了。

高尔基的戏剧《底层》，揭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物的现实处境，他们虽然出身不同，行为各异，但是却面临着共同的生活出路问题。他们被侮辱与损害，生活在的麻木、混沌之中，悲哀而不自知，痛苦而又迷惘。高尔基通过对底层生活的客观展示，促使人们思考社会与人生的问题。

高尔基的戏剧创作与现实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剧中表现出鲜明的主题和思想倾向性，常常表现因生活信念不同而导致的人物矛盾，最后剧中人因矛盾冲突而分化为对立的两个营垒。

注释：

（1） 曹禺：《同剧作家谈读书和写作》、《曹禺全集》第4卷第36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2） 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第2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6月。

（3） 《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4） 左拉：《〈戴爱丝·拉甘〉序言》，《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版，第461页。

（5） 卢卡奇：《审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6） 迈克尔·迈耶：《易卜生对现代戏剧的影响》，《外国文学导报》，1981年第一期。

（7） 萧伯纳：《易卜生戏剧的新技巧》，《欧美古典主义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第3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陈世雄：《现代欧美戏剧史》，第2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9） 转引自陈世雄：《现代欧美戏剧史》，第30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版。

（10）《契诃夫》，《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第30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

（11）焦菊隐：《契诃夫与其〈海鸥〉》、《焦菊隐文集》第2卷第1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12）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第387页，花山出版社1996年版。

（13）焦菊隐：《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戏剧生活》，《焦菊隐文集》第2卷第33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练习题

一、思考题

简述并分析高尔基的戏剧《底层》。

二、名词解释：

《钦差大臣》《樱桃园》斯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