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
1.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於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嫉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一样，却不限於东洋、西洋。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哪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的光明方面，彻底消灭人类本能上的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见《独秀文存》卷一“调和论与旧道德”）
2.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固无制裁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似平等矣；然为人臣而不忠，则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孟德斯鸠曰：“支那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谧，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衰，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辨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至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年长、主人、官长、君上者，则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教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悌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利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之父母者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取其主石则主体堕地。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亲手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慨亲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会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见《吴虞文录》卷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原载《新青年》二卷六号，1917年2月1日）我不明白三千的刑，何以不孝的罪便独自这样的大？《正义》说：“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无心于尊上。圣人垂范，当须法则；今乃非之，是无心于法圣人。孝者百行之本，事亲为先；今乃非之，是无心爱其亲。卉木无识，尚感君政；亲手无礼，尚知恋亲；况在人灵，而敢要君不孝？”这种解释，纯是片面的说法，模糊笼统，太不分析，徒养成君主圣人家长的威势。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人民无独立之自由，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进而出于家族圈以外。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真正可为痛哭呀！孝的最初意义，是属于感恩……由孝养之意义，推到极点，于是不但做出活埋其子，大悖人道的事，又有自割其身，以奉父母为孝的……这类事实，历史及现在社会尚为不少，政府却从而褒扬，文人亦为之歌诵。孝养的方法也算得淋漓尽致——却由今日看来，真是糊涂荒谬极了。讲片面的孝，“父母在不远有”，美洲就没人发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朝鲜就没人闹独立了。“不登高，不临深”，南北极就没人探险，潜艇飞机就没人去试行了。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甚么恩，也没有甚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见《吴虞文录》卷上“说孝”）《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者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吃起人肉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有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的干干净净。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见《吴虞文录》卷上“吃人与礼教”，原载《新青年》六卷六号，1919年11月1日）
3.政治本由理想产出，理想者为事实所感召，立之以纲维时会之流迁者也。必有新理想导之于先，乃有新政治实现于后。国人局于现象，鉴吾国政治状况，大似欧洲十八世纪之初。凡所论列，多摭拾十八世纪以前之学说，以津津自喜。如天赋人权，小己主义，放任主义，早为西人所唾弃者，尚啧啧称道，自诩新奇。殊不知政治进化，非同机械；发达变迁，均为有意识之动作。凡他国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他国几经实验，由失败而始得成功者，吾为后进之国，自应采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经其失败之途。有此推之，则凡先进国回环顿挫，历数世纪始获得之进步，后进国可寻得捷径，而于一世纪中追及之。吾国政治思想，偏于守旧。自表面观之，所受世界思想变迁之影响，似乎极微。推求实际，近日政治现况，实与世界思想，一致前趋。大凡政治理想发现之初，不为破坏的革命，则为消极的反对。当新思想未能实行之先，必使与我反抗之旧思想，破坏无余，乃有建树新思想之余地。（见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原载《新青年》四卷一号，1918年1月 15日）
4.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是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将坛”，“九天玄女”，“梨山老母”的鬼话；尤有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就药。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废汉字一会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精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为的文字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见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原载《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15日）
5.文学美术里面，也许有人喜欢加上一点社会化的色彩，描写道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许要很留意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做他们社会运动的工具，但这两类事业的本身，仍然是两件事，不可并为一说。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时短时间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的空气罢了，实际德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毛，那些责备文化运动的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的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最不幸的是有一班速成癖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二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见《独秀文存》卷二“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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