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
1.大凡一个人，若是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进来欧洲人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内部生活，本类可以凭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哪里有什么灵魂，更哪里有什么天国？降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像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昌明，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原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对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欧洲人）他们把心理和精神堪称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关？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让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在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使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不起来，就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然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近年来甚么军阀，甚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者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者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见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二十三“欧游心影录”，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3月）
2.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地注意研究人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的最精要的论据，我丝没有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应该采用哪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实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到痒处。试举几个例：譬如要雪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军阀官僚拥几百万家什算得资本阶级吗？各国资本家在国民生计一个总单位里头，生产方面，关系何等重大？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那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实施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所以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互助精神；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们要调查详备，尽力实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同时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最要极力提倡，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至于劳动者本身的互助精神，亦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至于太过精辟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作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见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二十三“欧游心影录”，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3月）
3.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罢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作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涂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在精密，所谓“欲善其物，必先利其器”。
4.从前的中国人，哪一个不读孔夫子，哪一个不读李太白，为甚么没有人得着他的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恨过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者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者责任，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拿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加佑你哩。（见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二十三“欧游心影录”，原载《时事新报》1920年3月）
5.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推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励《人生观》）
6.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其有害者如何避之；吾国之有益者如何存之，有害者如何割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同上）
7.我对于我以外的物与人，常求所以变革之，以达于至善至美之境。虽谓古今以来之问题，不出此精神物质冲突可也，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张君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
8.在君（丁文江）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图饱暖，甚至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若此人心风俗，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同上）
9.我们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感官触觉，有直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折中概念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丁文江《玄学与科学》）
10.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正之道生活的乐趣。折中“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微观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同上）
11.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可睁开眼睛看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象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它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同上）
12.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声名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掏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
13.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
14.伦理规范——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决不是主观所应妄定。换句话说，人生观的形式方面是超科学的，但人生观的内容方面却是科学的。（范寿康《评价所谓“科学与玄学”》）各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以一一加以分析的理论的说明，找不出哪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15.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之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之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它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它当作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胡适）把它当作经济的兄弟。（陈独秀《答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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