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国时期思想的重要交锋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之争
1.现在舆论界太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吗？要之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资料，变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懂得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是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拿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洋洋得意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变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以求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作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望向“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作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作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作招牌，不要教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见《胡适文存》卷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三，1919年7月20日一号）
2.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聪明的创造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见胡适文存）卷二“三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三六号，1919年8月24日）
3.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是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者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无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是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德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拿军阀的势力……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者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德可能性，不过为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见《李大钊选集》“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1919年8月17日）
4.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著了一种困难。这困难是从三种情形来的：（一）旧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冲突，（二）新变化的生活和旧事物的冲突，（三）社 会 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因为有这三种情形，问题的性质，便有了理想和现实的区 别，其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并论的了。问题的范围，常不相同，有世界的问题，有一民族的问题，有一地方或一阶级的问题。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决不可一概而论的。问题的发生，固起于困难，但构成一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管的反省。有主观的反省，所小事亦可成为问题；无主观的反省，即遇着极不合理的，或是极困难的事实，也未必能成为问题。譬如专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以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成了问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可见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人类的主观反省，固多起于世纪痛苦的压迫。但是人有一种习惯性，他的性质异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动的事物，一成习惯，便如生铁铸成，决不能动他秋毫。古今无量数的人，为苦痛压迫的牺牲，因为者习惯的桎梏，宛转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并没有人把他提出来作个问题。必定等到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把他提作问题，加以种种理论上的鼓吹，然后才成为共通的问题。世见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决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不是单依着抽象方法便能构成，尚须经过理想的洗练泡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航海的人照着他进行罢了。至于航海的方法和器具，却是另一件事，与他无必然的关系。故主义是一件事，施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一个主义，可以有重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各种的实行方法，也都是按着个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个不同。因为方法和主义，不过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所谓（主义）的危险，都是那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何以故呢？因为凡是主义，必定含着一种未来的理想。在尚未实现的时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险不危险呢？若指他试验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恶现象而言，则凡属试验的事物，必须经过种种事物，必须经过种种错误，——不独主义为然。非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则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问题呢？故在不仅不得社会，问题全是靠主义造成的。（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三十三号，1919年8曰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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