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史·中国部分

主讲教师：中央音乐学院  苗建华 副教授

第一讲   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

一、传说中的乐舞

原始时期还没有我们现在的音乐一词，常见的多是“乐”字。“乐”在当时的含义也不是单指纯音乐，而是指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在内的综合艺术。它标志着这个时期的音乐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不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音乐和诗歌、舞蹈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在西汉成书的《乐记》里有如下话语：“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此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混沌初开时的先民音乐呈现出的诗乐舞混为一体的特点，《乐记》提出的诗乐舞三者的紧密联系，正是音乐原始形态的写照。其二，音乐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从文献记载来看，处于蛮荒时代的人们还没有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音乐也还没有完全从功利的巫术活动中独立出来。音乐是他们取悦于神灵的手段，那些发自他们内心的歌舞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虽然用我们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传说中的远古音乐还很粗糙、原始，还不成体系，但谁又能说这些音乐不是原始人类情感、信仰、期望的浓缩和积淀呢？音乐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传说中的音乐正是从各个方面描写了原始人类生活的每个侧面，其内容涉及战争、求偶、图腾崇拜、狩猎、种植以及和自然界的斗争诸方面。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吴越春秋》记载的这首《弹歌》是表现原始人类生活的古老乐歌，相传在黄帝时已有。歌曲简短精炼，虽然仅有八个字，但却蕴含有丰富的内容。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就是：把竹子砍断哟续成弓，射出泥丸哟打鸟兽。我们的祖先所处的时代，还只有原始的种植业，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还是狩猎，这首《弹歌》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原始人们的狩猎生活。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从前葛天氏族部落乐舞表演的场景：三个人手执牛尾巴，踏足而歌，边舞边唱。歌词共有八段，一曰《载民》，即歌颂负载着人民的大地；二曰《玄鸟》，是歌颂他们的图腾黑色的鸟；三曰《遂草木》，是祝愿草木旺盛生长；四曰《奋五谷》，是祝愿五谷丰登；五曰《敬天常》，是表达对上天的敬意；六曰《达帝功》，是表达对老天爷恩惠的拜谢；七曰《依地德》，是对大地厚德的歌颂；八曰《总禽兽之极》，是对各类鸟兽多多繁殖的祈求，以提供人们源源不断的食物。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有关古乐舞的记载，它完整地描写了先民的生活，歌词中既有对天地、图腾的歌颂，又有对种植、养殖丰产的期望，可说是一首表现原始人们生活的组歌。

音乐具有巫术般的功能，可以求雨、救众生，可能是远古人类的良好愿望。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体现在传说中，《吕氏春秋·古乐篇》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里讲得是在朱襄氏时天旱少雨，万物枯败不结果实，有一个叫士达的人造了一个五弦之瑟，用来求雨以解救众生。音乐在此被先民富于了神奇的魔力。

蜡祭是我国古代每年十二月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用于祭祀万物百神。这种仪式早在伊耆氏时已经存在了，《礼记·郊特牲》中记载了他们在蜡祭时唱的歌曲：“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歌词大意为：土地啊返回到原地吧，河流啊也流入深沟吧，害虫啊不要兴风作浪，杂草灌木啊还是回到低洼的沼泽地里生长吧。这首歌曲表达了人们希望避免水灾、虫灾、草荒等的发生并虔诚祈求农业丰收的愿望。歌曲显示在远古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最初的种植业。

大禹是原始部落中的治水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关于他的传说举不胜数，关于他和音乐的故事，《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如下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吕氏春秋》在本篇里记述了最早的东、南、西、北方的音乐传说，其中涂山氏之女为思念大禹所作的这首“候人兮猗”成为南音的开始。这首只有四个字的歌曲，后两个字还是虚词，但它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毕竟是传说中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而且是情之所至不能不发的情歌。想来这首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等候人啊”的歌曲，听来一定委婉动听、情深意长。

原始社会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氏族部落首领，如黄帝、尧、舜、禹等，传说中他们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乐舞。

黄帝时的乐舞叫做《云门》。云彩是黄帝时氏族崇拜的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里就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的记载，因此《云门》应该是先民歌颂云图腾的乐舞。

尧时的乐舞叫做《咸池》。咸池是天上西宫的星名，属御夫座，《史记·天官书》有“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之语。另一说咸池为日落之处，《淮南子·天文训》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之言。乐舞《咸池》大概表现了对星宿的崇拜和祈求。此外，也有文献称黄帝时《咸池》已经存在，尧时对此又作了增修。《咸池》在古代已得到一些文士的大加赞赏，《庄子·天运篇》里曾专门描述了《咸池》之乐，对其赞叹不已，称之为“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天乐。

舜时的乐舞是《韶》。这是一部原始乐舞的问鼎之作，规模宏大，代表了当时乐舞的最高水平。据称它的演出可达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效果。《韶》又叫《韶箾》，因为它用箫来伴奏，所以又称作《箫韶》。又因其变化多端、含有多个段落，所以又有《九辩》、《九招》、《九歌》、《九韶》等名。《韶》乐一直被视为古代音乐的最高典范，在中国音乐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受到无数文人名士的赞叹。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韶》乐后，称其为“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认为它完美至极，象天一样无所不包，象地一样无所不容，是乐的顶点。所以他观赏完此乐舞后，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不再观看其它乐舞。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齐国看了《韶》乐后，也沉醉其中，痴迷不返，以致于“三月不知肉味”， 可谓达到了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在连声称赞“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后，他给了《韶》乐以最高评价：“尽善尽美”，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善、美由此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首次提出的有关音乐的审美标准。《韶》乐一直流传到汉代，可见历史上确有其乐舞，并不单是古人的传说。

大禹时的乐舞称作《大夏》或《夏籥》，是以歌颂大禹治水为内容的。《吕氏春秋·古乐篇》叙述了此乐舞的产生：“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大禹传位于子，开世袭制之先例，从此中国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大夏》也因此带有某种阶级的意味，它的出现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型期间音乐所产生的变化。《大夏》的创作目的是要昭大禹之功，这显示当时音乐的歌颂对象已由神变成了人，为其后音乐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夏》共有九段，以编管乐器籥为伴奏乐器。据《礼记·明堂位》载，《大夏》演出时，演员头戴皮帽，下穿白裙，赤裸着上身表演。

关于远古时期的乐舞演出场面，除文献记载外，我们还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进一步的了解。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盆，距今已有五千余年。盆内纹饰中有三组原始舞蹈的图案，其中每组五人，手拉手，头上统一有似发辫的饰物，且摆向一致，身体下侧有一斜道，似为饰物。整个图形不但给人整齐划一、舞态轻盈的感觉，而且有一种很强的韵律感，蕴有无限生机，是一幅活生生的先民舞蹈图，恐怕这就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生动写照吧。

二、传说中的乐人

传说中远古时期有多位乐人，其中既有一些和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的神话人物，如伏羲、神农、女娲等，也有一些普通的乐人，如伶伦、飞龙、咸黑、质、夔等。《世本》曰：“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伏羲始作八卦以变化天下，神农发明农业和医药，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古人将乐器的产生归功于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华文化的代表，虽然不尽真实，但至少表达了他们对神人、英雄的崇拜之情。普通乐人中，见诸于记载的主要有以下几人：

伶伦，黄帝时乐人。《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仑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也。”此处所言伶伦根据凤凰的不同叫声制定了黄钟等十二律的音高，是有关十二律产生的最早传说。十二律是一个八度内的十二个半音，完整的十二律律名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飞龙，颛顼时乐人，颛顼登帝后，“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颛顼喜欢这些声音，就令飞龙作乐。飞龙就仿效八风之音创作了《承云》之乐，用来祭祀上帝。

咸黑、有倕，帝喾时乐人。两人奉命作歌作乐，咸黑创作了名为《九招》、《六列》、《六英》的乐歌，有倕制作了鼙、鼓、钟、磬、笙、管、埙、篪等乐器。帝喾命人演奏这些乐器，并令凤鸟、天翟随乐起舞，用以歌颂上帝之德。

质，尧时乐人。《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  ？？冒缶而鼓之，乃击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此处讲述质仿效山林溪谷之音调创作音乐，经常被后世持音乐产生于模仿说的学者引以为据。

夔，舜时乐人，是传说中远古时期最有影响的音乐家。《吕氏春秋·察传》载有孔子之言，“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可见夔来自民间，在舜推广乐教时被发现并委以重任。最早详细记载夔所从事音乐活动的文献是《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两篇。《尧典》的记载是舜和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皋陶谟》的记载则是夔的独白：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以上文字显示夔的音乐活动涉及面非常广，不仅掌管音乐事务，而且还要担当起音乐教师的重任，用音乐来教授贵族子弟，以达到这样的品格：正直而温和、宽宏而庄重、刚强而不暴虐、简朴而不傲慢。除此外，夔还是一个可“击石拊石”的演奏家，其高超的技艺，能达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地步。夔的音乐才能还表现在对音高律制的制定，相传他在任乐正后曾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使天下大服。有这样的乐官，难怪舜会满足地说“若夔者，一而足矣”。即象夔这样的音乐家有一人已经足够了。也难怪至两千年后的汉代，王充还在赞叹夔的音乐天才，“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论衡·书虚篇》）。此处悲即美，悲善即美善。

远古时期还没有专职的音乐家，擅长音乐之人往往是乐人兼巫师。从夔等人的传说中，也显示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巫师的身份中独立出来，“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些化妆表演显然是带有某种悦神性质的宗教活动，所掌管这些活动的夔等人应该同时还要承担沟通神人之间联系的作用。《说文》在述及巫字的释义时说“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可见除了占卜外，以乐舞降神是巫师的重要职责，那么精通音乐也是巫师所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所以远古时的巫师必然是音乐家，否则如何来完成与神沟通的任务呢？甲骨文中巫与舞是同一个字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这一问题。正是由于原始氏族部落的这种宗教性祭祀活动才给音乐提供了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并对孕育出日后的专职音乐家创造了条件。

舜对夔提出的关于教授胄子音乐时要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要求，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及音乐对人的性格和道德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作用的记载之一。它显示远古时期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音乐对人能起到陶冶情操的功能。宋人朱熹《〈尚书·尧典〉注》曾对这四句话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宽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辅翼之也。刚者必至于虐，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故欲其无傲：皆所以防其气禀之过而矫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则又专在于乐，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而孔子亦曰“兴于诗，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

此段集中体现了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突出强调了音乐的教化作用，阐明了音乐对培养人的性格与气质的重要作用，对古代的音乐教育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尚书》的这段记载还透露出以下信息：中国历来有重视音乐教育的传统，强调“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司马迁《史记·乐书》），追其源，溯其端，可能始自原始社会末期。值得注意的是，《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保存有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但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则为后人所加，所以对其记载的有关内容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分析，才能辨别真伪，沙里淘金，以认识原始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的真实面貌。     

三、乐器

目前的考古成果显示，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18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这批由鹤骨制成的骨笛一般长二十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它们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形式固定，制作规范，骨笛一侧有规整的圆形音孔，大多为七孔，每孔间隔距离基本相等；二是其中有些笛孔旁另外钻有用于调音的小孔，说明骨笛的制作者已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三是有些骨笛留有刻划的标记，显然是先刻好等分，然后再钻孔，说明制作者对各音孔之间的距离曾有精确的计算。贾湖骨笛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专家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结果显示，它能发出较为完整的七声音阶，并可以吹奏出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

见诸文献记载的原始乐器种类很多，除骨笛外，我们的祖先还创造出箫、苇籥、笙、骨哨、土鼓、埙、陶钟、铃、磬等乐器。它们是古人智慧之结晶，是华夏音乐文化之灿烂的充分证明。众多的乐器中，在考古上得到证明的有下列数种。

骨哨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一百余件骨哨，大约据今有7000年左右，比贾湖骨笛晚1000年左右。骨哨用鸟禽肢骨制成，有一孔、两孔、三孔。其发声类鸟鸣声，可吹出简单旋律。从其发声看来，这种乐器也想必被用来狩猎。

鼓   鼓是我国原始社会重要的打击乐器之一。最早的鼓是土鼓，它用陶土制成框，再蒙以兽皮而成。文献记载我国氏族社会时期已有土鼓，《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近年来在青海、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公元前2600年左右用陶土制作的鼓。除土鼓外，山西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一件鼍鼓，其鼓腔用树干挖成，鼓面原蒙以鳄鱼皮，据今约4400余年，为夏代遗物。我国古代有许多关于鼓的传说，其中在黄帝与蚩尤逐鹿中原时进行的涿鹿之战中，鼓就是黄帝取胜的法宝之一。据载黄帝制作的鼓，敲击起来“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遂战胜蚩尤，取得胜利。

埙   我国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原始社会已出现。埙有陶制、石制、骨制，但以陶埙最常见。目前年代最久的埙出自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该埙呈橄榄形，无音孔，只有一吹孔，据今约7000年。其次，出自陕西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埙也有悠久历史，它也呈橄榄形，无音孔，据今约6000年。此外，全国各地还出土有大量原始社会时期的陶埙。埙的形制多样，有橄榄形、圆柱形、鱼形、平底卵形、人头形、猴头形、哨形等，其按音孔一至五个不等，可吹出简单的音调。对埙的研究古人已引起重视，清人吴浔源曾编埙谱专集《棠湖埙谱》，以图形描述了埙的演奏方法，并采用独特的记谱方式记录了《北寄生草》、《锁南枝》等曲牌的旋律。当代音乐学家根据古代埙的发展线索对我国原始社会的音阶形态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尽管结论不一，但对我们探讨古代音阶的形成及发展脉络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埙作为古代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器，很受音乐家的青睐，目前被广泛用于音乐创作中，曾获世界电影大奖的影片《菊豆》，其音乐通片都是由埙来演奏的。那种苍凉忧郁、如泣如诉的独特音色，昭示了该剧的悲剧色彩，哀歌了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陶钟   钟作为打击乐器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相传它是由垂、鼓、延、伶伦等古人所造。现在所见的原始时期的钟多为陶土制成，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钟，约为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000年之遗物，钟高约9厘米，径约5厘米。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钟则呈长方形，有些象商代的铙，据今约4000至4800年。这些钟的腔体横截面均呈非正圆形，有后世钟的特点，是钟的原始形态。

铃   现知最早的铃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属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据今约4000年左右，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复合范铸造的铜器。此铃为红铜所制，高2.65厘米，下口长6.3厘米，宽2.7厘米，呈合瓦形，顶部中央略扁，一侧有小孔。另外，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也出土有合瓦形的铜铃，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遗物。原始时期的铃有的用陶土制成，甘肃省临洮寺洼山墓葬中就发现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陶铃。铃在古代常用于祭祀，所以《礼记·春官》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此外铃还经常作为舟船车马的饰物。

磬   磬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石制打击乐器，悬挂敲击。有关磬的传说，《山海经》、《尚书》都有许多相关记载。据传磬为舜时一个名叫叔的人所造，可见磬之历史的古老。另传当时的乐人夔还曾用磬来演奏：“击石拊石”，致使“百兽率舞”。迄今所见最早的磬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石磬，据今约4400余年。该磬制作粗糙，形制原始。另外，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山西闻喜也出土有和它年代相近的石磬。

Copyright © 2003 Mdme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