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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特别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描绘了一个充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的市民王国，对车夫、艺人、暗娼、巡警、教员、职员、拳师、土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和为非作歹的洋奴汉奸，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对都市古风、市井俗态也无不穷描极绘。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
（一）、北京味：独特的小说观和文化史观。
北京是三朝皇都，有着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浓厚的封建保守性，其文化中保守、愚昧和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了加强。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之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了极致，并且趋于民间化，形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就是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缺乏旷达和趣味，但是却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天然的优越感。关于这种特征，老舍用"官样"一词加以了概括，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划、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在老舍的作品中，他处处都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四世同堂》直接详尽描写祈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染的向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中第一章就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祈家人也不能不为祈老人祝寿，就连没有一点文化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在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市民知识分子，如祈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就是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兴奋，但是却没有高呼狂喊，他的声音似乎是专为吟咏用的，并且自己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也时时为这种文化的"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惜。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对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二者交织在一起，就使老舍的小说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
（二）、反省者与批判者
老舍生于北京文化，然而最终成为了这个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1、首先，自幼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平民的进取性格。 老舍自幼所感受到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经使他形成了一种与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已经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但是，对比老舍同时代大多数作家对待愚昧、保守文化的激忿态度，就不难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温和性格，他说：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是温和的讽刺，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
2、更重要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他进行了直接的熏染。 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鲜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进取精神、认真精神、独立精神与国人普遍的愚昧和惰性的悬殊对比。他多年来对现实所怀的隐忧在这种对比中，化成了对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他在伦敦写下的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体现并确立了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与风貌――表现并批判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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